熊柴: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5)
未来20年人工智能或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也可能增加38%的岗位。普华永道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预测,未来20年人工智能将为中国创造12%的净增岗位,相当于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人工智能将取代26%的岗位,尤其是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分别将取代36%和27%的岗位,同时人工智能将创造38%的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将创造50%和48%的岗位。人工智能对就业不仅有替代效应,也有收入效应,即人工智能更节约成本,导致公司产品价格更低、消费者实际收入更高,促进消费,进而促进公司扩大生产、公司雇佣更多劳动力、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并且,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萎缩将拖累经济发展。供给和需求同时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人不仅通过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也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没有供给就没有产品和服务,没有需求也就没有生产的必要。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替代人的部分生产功能,提高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但不能取代人的消费功能。当人口规模萎缩带动消费需求萎缩,生产也将随之萎缩,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讨论十分激烈,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
3.1 全面放开会导致“越穷越生”吗?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会造成富裕阶层和农村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全面放开后只有生得起养得起的富裕阶层和只管生不管养的农村贫困阶层才会生三胎四胎,城市中产阶级因成本高不敢生。现实中农村生育积极性高于城市,但他们生育后不好好教育、无法做到优生优育,增加的只是创造价值有限的底层劳动力。
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1968年《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1969年联合国的《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充分肯定了这一原则并规定,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量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生不生、生几个本应由家庭自主决定,但在中国却格外受政策影响,全面放开只是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鼓励生育也绝不能和限制生育一样采取强制性措施,只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让一切想生育的人顾虑少一点、负担轻一点,愿意生的可以多生,不愿意多生的也可以不生。而且,相比此前对不同民族和城乡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可以构建更加公平的生育政策环境。
农村总和生育率虽比城市略高,但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乡村未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0.91、1.27。农村计划生育执行不如城市严格,加之“越穷越生”观念深入人心,有观点认为农村家庭普遍生四五个孩子,实际上农村总和生育率仅比城市略高,农村育龄妇女平均只生不到1.3个孩子。2010-2015年中国未经修正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4降至1.27,下降明显,意味着当前农村的生育意愿同样呈快速下降趋势。农村家庭也很重视孩子教育,而非传统观念认为的只生不养,将农村出生人口等同于低素质人口而加以限制,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偏见。
3.2 生育政策调整应谨慎还是加快?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政策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更大力度鼓励二胎生育,或是逐步放开三四胎生育,如对高学历人口、双独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生育率较低的城市等放开,采取有区分的生育政策。
我们认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独生子女政策原本就计划执行30年,但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屡屡拖延政策调整时机。1980年9月,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启,政策设计之初就以30年为期限,“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然而在21世纪初关于人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保守派占据上风,生育政策调整屡屡被拖延。宋健等人(2007)认为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建议“十一五”保持生育政策稳定,后中央出台文件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翟振武(2014)测算,如果2012年立即放开“全面二孩”将导致总和生育率峰值达到4.5,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人,建议推迟“全面二孩”政策。翟振武(2015)测算,“单独二孩”将使未来4-5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30-160多万人,共计将新增出生人口的总量约为660万人。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甚至比2014年减少32万。翟振武(2016)又测算,“全面二孩”政策将使未来5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60-470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63万,2018年甚至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尽管翟振武的预测较之前大幅调低了,还是远高于现实水平。一直以来保守派对政策的影响更大,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沿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步骤谨慎推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效果明显低于预期后,仍有计划生育领域的官员称“全面二孩已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如果配套措施完善未来仍有释放潜力”(详见恒大研究院2019年8月报告《要不要放开生育?——中国人口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