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争议(6)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方法坦途，它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诸多困境，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1）资料搜集与分析困境。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搜集并分析质性资料与量化资料，这既要求研究者拥有两类研究方法的良好素养，还需要研究者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于不同的研究情境之中。此外，在顺序设计之中，第二阶段的研究还需要回溯第一阶段的样本，进行二次调查，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2）资料转译困境。在混合过程中需要将资料转译为同一类型。当前主要的途径，一是量化资料的降维（reduction），将量化数据通过因素分析等方式概括为若干维度，与质性数据通过类属分析形成的维度进行比较；二是质性资料的编码，形成分类变量或者二分变量型的资料。一方面，这样的转译可能造成资料所蕴含信息的损耗；另一方面，由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不同且样本数存在较大差异，数据转译后在另一数据丛中可以共存吗？如果可以，是同等地位还是需要分配权重？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3）结论整合困境。研究者可能注重过程的混合，但是在结论之处却不再整合。对来自600篇论文中的66篇混合方法研究进行分析发现，45%自称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章尽管收集了质性和量化两类资料，但是在结论推断时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整合。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研究者自身的方法偏好使其难以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平等并置，而只是用一类研究“论证”偏好方法形成的结论。第二，读者与期刊往往不是更为偏向量化研究就是偏向质性研究，使得混合研究的“市场份额”较小，研究者缺乏整合的动力。第三，整合需要对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的重新理解与反思，甚至进行重构，这势必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一些“务实”的研究者也便不愿尝试。（4）推论质量问题。Teddlie与Tashakkori将混合方法研究的效度称为推论质量（inference quality）。作为一种兼具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到底如何衡量推论的质量，是量化归量化、质性归质性吗？那么整合部分又如何衡量？当前研究者提出的混合方法研究推论质量评价框架屈指可数，具体实操的案例更为缺乏。Onwuegbuzie与Johnson（2013）感叹：“在量化研究中，人们早已认可效度的重要性。在质性研究中，有关效度的讨论更富有争议，也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分类和词汇。在整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中，关于效度的讨论仍处于婴儿期”。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混合方法研究理论基础的夯实与搜集技术、分析技术和评估技术的发展。作为一名混合方法运用者，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者一定要进行方法论证，根据研究问题与自身的方法素养慎重选择并详实论证、设计混合方法研究。第二，在缺乏具有共识的评价框架之前，更为有效的是让研究者详细呈现推论的逻辑与各种可能解释。比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论冲突时，应当呈现其中的冲突之处，而非追求研究一定要给出唯一合理的答案。

为了解教育研究中混合方法的应用现实，本研究抽取了2010年至2014年5年来A大学教育学学科的330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分析。其中明确声称运用“混合方法”的论文有7篇，提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三角互证”等类似表述的论文有28篇，共计35篇混合和类混合方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0.6%。这一比例甚至高于质性研究的比例，可见混合方法研究日益得到研究生的青睐。

但是，采用混合方法的这些博士论文亦存在诸多问题，如方法概念混淆与随意使用、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运用的合理性缺乏论述、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在过程与结论上都缺乏整合。如果研究者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基本常识与基本环节不够重视，容易让混合方法研究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方法时尚”。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它整合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可以为研究提供丰富的方法选择、研究资料与思维碰撞的契机，是提高教育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品质的重要路径。但是，要警惕陷入对方法的盲目推崇与错误应用，广大教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混合方法研究的评价、应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