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争议(4)

但是，研究者真的可以不纠结所谓的真实吗？比如当质性研究的结论与量化研究的结论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采信哪一方？结论的有用到底是对谁而言的有用？如何来衡量研究对实践有意义？实用主义会不会最终成为托辞，让研究者疏于追问自己信奉哪种范式、坚持何种立场？《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一书的序言中便写道：“很多研究者运用这一方法但是对背后的哲学指向并没有兴趣。这也就正是为何‘范式之争’并没有影响很多研究者运用混合方法，这些研究者只是想解决他们的研究问题而不想参与复杂的哲学议题的争论”（）。所以感叹道：“范式之争不会以实用主义作为结束，也不应该以此作为结束”。

每一位混合方法研究的开展者都需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选用混合方法研究。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较之单一类型方法研究，为何混合方法研究更为适合本研究；二是整合的环节在研究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之于第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列举出诸多混合方法研究设计较之于单一方法研究设计的优势。但是，研究者应警惕以下三点误区：其一，混合方法研究能够最大化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优点，最小化其缺陷。这是混合方法研究支持者的重点论点，但是混合方法研究也存在时间精力投入大、方法素养要求高、具体整合难度大等实操困境，所以混合方法的优势并不一定比单一方法大，这取决于研究问题与研究者的自身素养。其二，混合方法研究可以提供额外的视角与深入的理解。虽然混合方法研究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认识和理解，但运用同一方法对资料进行有效搜集、再次分析与深度挖掘亦可实现这一效果，只不过研究者由于研究惯性、精力财力等原因未去实践罢了。其三，混合方法研究能形成更为客观的结果。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形成对事物更为整体性的理解，但是这一理解并不一定是更为客观的，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加可能会牵强附会甚至错上加错。

所以，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比单一方法研究高上一等，研究者不应盲目追求混合方法，而应考虑研究问题与方法的适切性、研究者与方法的适切性。前者是指研究问题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程度，比如“学校组织中校长是如何向教师授权的”这一问题，既需要了解校长向哪些教师授予哪些方面的权力等群体性、截面性信息，又需要了解校长对于授权的认识、授权的发生过程等个体性、过程性信息，这便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后者则主要关注研究者拥有的方法素养与研究条件（时间、精力、样本或个案的可回溯性）是否适合采用混合方法研究。

格林等人（）将“整合”的主要功能归纳为三角互证、互补、发展、创新与扩展；更是曾列出选择混合方法研究的16个理由。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整合”的功能。在过程层面，“整合”可以扩充资料、确定变量、开发工具、提供多元化的分析方法与生成研究问题，这使得研究进程得以继续，并达成互补与反思。在结果层面，“整合”的功能主要有：第一，互证。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寻求某一结论的共同确证。第二，补充。一种方法的结果可以为另一种方法的结果提供解释、例证、全景。第三，反思。研究就像旅程，并不一定完全与计划相洽。不同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冲突会让研究者重新思考研究问题、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对研究进行重构。

对于如何进行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研究者进行了诸多的类型学分析，并形成了多种分类。本研究主要根据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时间安排、地位侧重与混合的阶段、功能，解读三种基本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并行设计（QUAN+QUAL）该设计又被称为平行设计（parallel design）、会合模型（convergence model）或并行三角互证（concurrent triangulation）。并行设计是最为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其要求研究者同时针对研究现象分别搜集并分析质性资料与量化资料，通过不同但是互补的资料来更好地回答研究问题。该设计中，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居同等地位，“整合”往往发生在：（1）资料分析阶段，通过资料的转译（data transformation）将资料转化为同一类型，而后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对质性资料进行编码或者类型学分析，然后与量化资料合并，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量化资料进行因子分析，形成类型框架，成为质性资料分析的重要维度。（2）资料解释阶段，通过对比量化资料与质性资料的分析结果，呈现结论的趋同、相关或者对立并进一步解释其原因。“整合”可以达成互证，也可能发现结论的冲突，引发对研究问题与设计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