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争议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在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approaches）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approaches）孰优孰劣的争论之中，出现了旨在整合两者的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简称MMR）。进入21世纪，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程序技术不断完善，大量关于或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涌现，正如美国著名研究方法学者所言：“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约翰逊等人（）分析了19位权威研究者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界定，总结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研究者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要素（比如质性与量化研究的视角、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方法与步骤、推论的技术），增加有关研究问题的证据，从而拓宽、加深研究者理解的一种研究。”在混合方法研究兴起之初，“混合”更多停留于技术手段层面，强调在同一个研究中搜集并分析质性与量化两类资料。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混合”不仅涉及共用量化与质性方法，还包括技术手段背后的哲学理念与理论立场的整合（integration）—混合方法研究已被视为一种有别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独立方法论。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开展混合方法研究。但是，国内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具体操作的系统评介仍然寥寥，对理论与实践中的进展、争议与困境更是鲜有涉及。这导致研究者在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之时，只知其旧识而不知其新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利处而不知其困境。本文基于国外混合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结合开展混合方法研究的实际经验，试图呈现混合方法研究在方法论及其实践方面的共识、争议与反思。

综合克雷斯威尔等人观点（；），混合方法研究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初步形成时期（1959-1980年），范式争论时期（1980-1990年），程序完善时期（1990-2000年），支持、扩张、反思时期（2000年至今）。在这五十余年中，混合方法研究逐渐拥有了成为独立方法论的要件：哲学理论基础、程序设计、具体方法、话语体系以及研究社群的认可与推广。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尝试在一项研究中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早期的“混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在实验研究中加入访谈与观察的环节，著名的霍桑实验（Hawthorne Experiment，1927-1932年）便是一例。研究试图通过对照实验找出影响工人生产效率的要素，但是发现原有关于照明条件、工作时间、薪酬待遇等因素影响工人工作效率的假设均不成立。研究者进一步采用了访谈法才发现，工人的心理需求与非正式组织对其生产效率存在重要影响。另一类是文化人类学家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多种方式进行田野研究。林德夫妇（Lynd）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林德夫妇在研究中主要采用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来搜集资料，同时也利用对俱乐部活动与中学生生活的问卷调查补充资料。但是，此时的“混合”更多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一种应对之策，研究者并没有突出多元方法的应用并论证其合理性，这使得方法研究者并不重视这一段历史。

1959年，Campbell与Fiske提出了多质—多方法矩阵（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即在量化研究中运用多种方法测量多种特质来进行效度估计。随后，Webb、Campbell等人发展了三角互证的概念，形成了多元操作主义（multiple operationalism），这标志着混合方法研究的正式出现。此时的混合方法研究“虽然运用一种以上的方法，但是仅限于同一世界观内部，比如量化研究方法的混合或者质性研究方法的混合”（）。Denzin（1978）进一步探讨了三角互证的应用，认为三角互证包括数据互证（data triangulation）、理论互证（theory triangulation）、研究者互证（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与方法互证（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其中方法互证包括方法内的三角互证（within-methods triangulation，在同一研究中运用多种量化研究方法或者质性研究方法）与方法间的三角互证（between-methods triangulation，在同一研究中同时运用量化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他进一步指出，方法间三角互证的价值极其有限，三角互证应当从范式内的方法互证转向范式间的方法互证。这一阶段，方法的混合得到一定的应用，主要代表有Campbell、Cronbach、Sieber、Patton等。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之争”（paradigm war/paradigm debate）为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将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探讨从单纯的方法策略选择推向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方法论层面。在20世纪的大半时光，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量化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确立，质性研究对量化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围绕着两者孰优孰劣与是否兼容（either/or）这两个议题，研究者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在范式之争的硝烟之中，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承认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可以整合并试图整合二者，混合方法论初步形成，其理论基础与操作、程序和技术开始快速得到充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