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省空降“金融副省长”：转型中的政坛生力军(2)

他们中大多具有丰富的国际经历。比如，葛海蛟曾任农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后任农行悉尼分行海外高管；李波曾负责央行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的业务；郭宁宁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和新加坡分行行长等职；殷勇更是曾任中国投资公司（新加坡）总经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供职多年。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在金融国际化领域的不断突围，拥有海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更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开拓国际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金融高管、干部去地方任职，除了可以给当地发展带来好处，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经验，再回到金融系统，往往视野更宽，思考问题更全面。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从已有的个案看，有过地方从政经验的金融系统干部回归后，都任至高位，获得重用。例如，2014年底由银监会副主席转任天津市副市长的阎庆民，在2017年底回归后，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今；2016年6月从中国银行副行长转任四川省副省长的朱鹤新，于2018年7月转任央行副行长至今；来自农行的刘桂平曾任重庆市副市长，于2019年3月转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经济转型下的“救火队长”

从这些“金融副省长”的履历和任职的省份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领域的宏观战略部署，主要围绕三条线：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视、不断趋紧的金融风险防控和以互联网金融为抓手的金融数字化、智慧化，大背景则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银行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2017年曾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转型要求。具体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里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一些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行业、小微企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其次，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大规模的融资。

巴曙松还表示，金融市场的结构也存在很大调整空间。具体来说，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低风险偏好的融资难以支持转型升级。这种融资结构的优点是动员能力强，缺点是几乎所有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体系，缺少风险分散的机制。

从近年来频发的“暴雷”、民企股权质押危机，以及各地不断加码的纾困基金来看，巴曙松在两年前的判断，仍不过时。舆论认为，“金融副省长”的密集布局，与其说是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的加码，毋宁说其角色堪比“救火队长”。

近年来，东北经济出现严重下滑，多项研究表明，融资难是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东三省，金融一直处于失血状态。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国宝指出，所谓“失血”是指东北银行存款是净流出。因为银行“嫌贫爱富”，东北坏账多，信用不好，所以越需要钱的地方越没钱。

以吉林银行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吉林银行资产减值损失34.14亿元，比上年增长238.81%。其中，贷款减值损失40.21亿元，比上年增长274.48%。从年初公布的各省银行不良贷款率看，北京最低，只有0.34%，其次是上海0.78%，而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国最高，高达4.28%。

在此背景下，蔡东“空降”吉林，“救火”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这个大力推动农行数字化转型的前农行副行长曾说，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金融活动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发展智慧金融同样也要不忘初心，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上去。

作为山东目前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刘强在转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不足三年后，调任山东省副省长。甫一上任，山东省就与工行在济南签署“支持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合作协议。

在重庆，李波不仅接管了“金融老面孔”刘桂平的副市长职位，而且接替了他在中新重庆项目中的角色。今年47岁的李波是重庆人，也是16位“金融副省长”中唯一“回乡任职”的干部。

众所周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背后的深意远不止一条贸易通道。在物流背后，是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互联互通，是资源、人口和资金的大量涌入。

因此，美国归侨出身，法学和经济学双料博士，深谙国际法和国际合作规则，先后历任央行条法司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曾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工作的李波，此次被调回自己的家乡，可见中央对其寄予的厚望。

而在债务率高企的贵州，曾在中国银行工作28年的谭炯在到任后不久，就亲自带队，在上海、北京等地面向投资者开展一系列恳谈会和路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