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祈福禳灾的传统年俗(3)

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赤桥村民照例迎神祭祖，辞旧迎新。“村人迎神祭祖均不敢焚柴放炮，只是拈香酹酒，敬献一切祭品而已矣”，在村人看来，除夕的安静寓意着“承平气象”。

民国春节

正月初一午后，村里演唱秧歌，锣鼓喧闹。初二，走亲戚拜年的人与往年比有所增加，“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自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

到1942年，虽然局势没有好转，社会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但赤桥村民仍然在农历新年这日“鸣锣击鼓，大吹大打，在村所乐，沿街窜巷，以遨以游，庆贺升平”。面对这种情景，刘大鹏一面感慨村民“不知时局之危险，一味行其所快乐”；一面也将村人庆贺看作新年“吉兆”。

从刘大鹏的日记不难感受战乱之下民众年节期间亦喜亦忧的复杂心情，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年节祈福活动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尽快结束战乱局面；另一方面，他们也借助节日活动，暂时忘却现世烦恼，在充满宗教色彩的狂欢中寻求精神的慰藉。在国统区和敌占区，乡村年节活动中基本没有官方参与的痕迹，更多表现为民众对传统节俗自觉地遵循和延续。

根据地的春节：革命话语与民间传统

和上述地区一样，根据地民众对传统年节也保持着极大热情，掌握着传统年节的主导权。1937年底到1938年初，战地记者周立波曾陪同美国观察员赴晋察冀边区考察，恰逢旧历新年。在他的战地通讯《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中，记录下了晋察冀边区民众过年的情形。1938年1月底，也就是旧历小年前后，周立波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洪子店，此时八路军和日军刚刚结束激烈战斗，尽管集镇还是一片狼藉景象，但民众已经陆续返回。“镇上又开始听到婴儿的哭声和鸡狗的喧嚣了，一切都在迅速地恢复常态。人民又要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女人们忙着打扫屋宇，男人们忙着收拾街衢。”

从战争过后民众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的态度不难推测地方社会年节的情形。旧历除夕，周立波赶到了河北阜平县，清晨城中就响起了爆竹声，至于彩灯、春联等传统节日元素更是随处可见。

沿途村落，家家门前都挂着一对彩灯，灯是用白色或深红色的纸糊的，有的作方形，有的是圆的。上面写着字，画着画。画是梅花和鸟雀一类的东西，颜色和制作都很精致。这种漂亮的新年的彩灯，在南方的农村，我还没见过。

因为是新年，少妇、姑娘和小女孩子，都穿着绣花鞋子和新的红裤或红衣，发髻上插着红绿色的纸花，倚在门口，惊奇地看着过路的生客。她们的上面是灿烂的彩灯，她们的两边，是用红纸写的春联。今年的春联有些异样了，大都是“驱逐日寇”，“最后胜利”，有的是“中华万岁”的横额。

1939年，位于襄垣县城的西营集市被日寇烧毁，但到了腊月二十三，旧俗过小年这日，集市上还是聚集了很多商贩和采购年货的人。这天，鲁艺木刻工作团也在集上摆地摊卖起新年画，“赶集的人们都围拥过来，不到三个钟头，几千份年画都卖光了”。

从上述这些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尽管经常遭受日军侵扰，但根据地民众仍尽力保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他们还是会在固定的日子里赶集置办年货，年画仍是新年里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件。于是，一面是八路军与日军交战正酣，一面是“群众正过年，到处爆竹如打机枪然”。

这样的年节活动照例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

事实上，不仅旧历新年节俗在时局动荡中被民众保持和延续着，与信仰相关的其他节日也同样被乡民所看重。在刘大鹏所居住的太原县赤桥村，尽管战事纷纭，村民时时处于日军的劫掠侵扰之下，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是坚持在清明节时上坟祭祖，端午节时演剧敬神，在各个庙会之期“烧花行礼”、参拜神灵。

虽然传统节日活动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开展的，但各家各户在对节俗的遵循中强化的是共同的信仰和秩序，进而形成了基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因如此，民众对节俗似乎有着不受时局影响的、非理性的执着。

《白毛女》剧照

抗战时期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创作的现代歌剧《白毛女》中，躲债多日的杨白劳选择在除夕雪夜冒险回家，尽管手头拮据，他也不忘请张门神，给女儿买二尺红头绳。这种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年节对民众的特殊意义以及节日信仰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意义和影响力，年关上门逼债的黄世仁才更激起了民众的切齿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