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祈福禳灾的传统年俗(2)

进入民国后，政府提出改行阳历，以公历新年取代旧历新年，此举遭到了民间社会的激烈反对，官方推行多年收效甚微。相对民国时期公历纪年以及公历新年在地方社会的冷遇，民众对以旧历新年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始终有着极高的热情，原因就在于，“与旧历岁时节令相关，民间社会早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丰富的节日喜庆、祭祀祖先、婚丧礼仪等相关的民俗文化，并且这种民俗文化，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仍然在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民国年间华北各地修订的地方志中对旧历新年不吝笔墨地记述可以看出，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并没有影响民众对传统年俗的坚守，乡村新年仍是一派热闹景象：

县民性守旧，国历虽颁，而民众依然奉废历为圭臬。废历“元旦”，夙兴焚香、燃爆竹，祭神、祀先，依伦序拜尊长毕，食饺饵。戚里族友，交相贺岁，数日方罢。五日晨，扫堂宇，委土门外，曰“送五穷”。十二、十五两夕，放烟火。十五食糯米团，曰“庆元宵”。男女结队，游行月下，曰“走百病”。或张灯彩，游行，谓“灯节”。

（河北晋县）

“元旦”夙兴，肃衣冠，拜天地、祖宗毕，序拜父母尊长，随出谒官长、亲族、邻里。五日内，交相展庆。新用门神，大放爆竹，以逐鬼疫。“元宵”作花灯、火树，爆竹。男女夜玩，夜半而罢。

（河北赞皇县）

“元旦”昧爽，长幼皆起，盛衣冠，设香烛，燃鞭炮，礼神祇，祀先祖。家人拜庆，各以其次。食设水饺，俗名“扁食”。乡邻是日互相拜谒；城内亲友交宴，名曰“年酒”。乡村于亲故之家，必诣门往拜。六七日间，贺节者络绎于道，名曰“拜年”。……“上元日”号为“灯节”。市肆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击鼓鸣锣，扮演杂剧欢唱，以为乐。

（河北大名县）

每岁“元旦”，夙兴炽炭院中，名“兴旺火”。祀神、祀先毕，以次贺年，如常礼。早膳水饺，午食黄米面糕。酒食相招，十数日乃已。……正月十五为“上元”，又名“元宵节”。人民张灯、鼓吹、办杂剧，所过城市村镇，皆以酒食相饷，丰俭各从其便。

（山西灵石县）

民国春节老照片

进入20世纪30年代，华北乡村经济进一步衰败，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乡村秩序也受到极大冲击。面对这种情况，传统年节所具有的祈福禳灾的宗教功能尤其被民众所看重，恪守节俗以祈求神灵护佑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节日心理。当然，这其中也有着民众借过节暂时忘却现世烦扰，苦中作乐的追求。

美国学者弗里曼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过新年的情景：“在新年除夕，村民们常常彻夜不眠，庆祝活动延续两周，在正月十五的爆竹声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村民们换上新衣，清扫院子和房间，走亲戚、打牌、祭拜祖宗和当地的神灵。当他们期待蘸着醋狼吞虎咽美味可口的白面肉饺子时，便尽情地轻松享乐，放鞭炮，喝酒，欢度佳节。”

抗战中的国统区与敌占区：祈福和慰藉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华北成为主要战场，兵燹之下，乡村社会的原有秩序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年节也不见了以往的喧嚣热烈，但与信仰相关的节俗活动仍在家庭内部被延续着，并在敬神祈福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寓居山西太原县赤桥村的乡绅刘大鹏在其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军侵扰下他所在乡村的年节变化。

1937年底，日军占领山西太原，刘大鹏所在赤桥村人心惶惶，1938年1月24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俗祭灶，民间也称“过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祭祀祷告，祈求诸神上天转求上帝幸速诛灭贼寇”。

正月初一，赤桥村“寂静平安，概无各项声息”，刘大鹏本人也“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天既送晓，方才陈设祭品于家庭，敬迎诸神，庆祀祖先，表斯诚意”。

此后几年间，日军占领的状况没有改变，赤桥村民努力在惶恐不安中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沿袭年节传统。193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刘大鹏到晋祠赶集筹备年货。正月初一，他照例五更起来，在一片静谧之中“迎神敬祖”。正月初四，村里年轻人自行组织了社火，击鼓鸣锣，在村里游乐。元宵节时，相邻西镇村民装扮社火到刘大鹏所在的赤桥村演唱，“锣鼓喧闹，声震远近”，赤桥村的高跷社也自发组织起来在本村演唱了半日，庆祝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