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要高度关注放大杠杆过程中的结构性问(2)
一是目前脱实向虚的问题应该交给常规化的监管政策来进行管理和实施;二是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常态化复苏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不能进行转向,虽然可以在一些着力点上、工具上做一些调整,但总体面不应该做出调整;三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目前国际国内重大化疫为机的战略机遇期,对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应当进一步全力推进。
那么如何在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来进行权衡?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新格局下,稳增长和稳杠杆是过去这些年里一直面临的两难冲突之一,当然,实际上也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两难冲突之一。但这个两难冲突实际上并没有像以往那么强烈,原因很简单,恢复国内经济大循环基本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任务依然是压倒性的、首要性的。因此,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目前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民生,这“六保”实际核心的落脚点汇聚到一点就是“保增长”。
可以看到美联储所出的很多公告,欧洲中央银行对于持续量宽的解释,对宏观杠杆率和债务率传统约束性的指标进行了全面放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生”与“死”的这种决策上一定是要选择“生”。目前,对于欧美来讲,“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持续保持量宽,保证零利率超常规政策的持续实施。这对于他们来讲已经很明显,但对于中国来讲,由于疫情冲击的风险性质不一样,疫情复苏的阶段也不一样,目前我们在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当下面临的核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考虑。
第一,随着疫情常态化,疫情冲击的中期化,我们对于持续宽松所带来的杠杆率一定要高度重视,也就是说未来的核心就在于控风险。如果我们对于下一步风险没有很好的控制,相信在中期稳增长是不可能的。
第二,大量的金融扩张所带来的后遗症,杠杆率持续上扬所带来的循环和结构性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滞后性和隐蔽性。目前,大量的宽信用直接可能会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恶化,导致银行稳健性出现恶化。我们就会看到,欧美对于未来银行业面临的呆坏账的变化,已经在积极地提高它的拨备率,坏账冲销率,加大资本支持的力度。当然,这也属于巴塞尔III新协议里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收缩,但这就有一个权衡,到底银行和金融机构在目前短期状况下,稳健程度会不会因为过度稳健而保守,会不会因为过度激进而导致崩溃。
在中国当下,由于我们拨备率已经很高,现在更重要的是补充我们的资本金。目前不是大型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这样的银行在过去成为救助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核心主力军。我们在最近发现,很多中小银行自身出了很多的问题,用中小银行去救助支持中小企业,带来的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因此,当前重要的是对中小银行本身的救助,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救助中小企业本身同等重要。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总量性的调整。
虽然目前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强劲的两难抉择,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中国金融的特性,考虑到这场疫情的规律。我们要高度关注目前放大杠杆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这是实现我们内部大循环高效、顺畅、稳健很重要的把手。目前我们思考一些问题,主要不是来源于近忧,而是来源于远虑,把这些问题权衡好,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一些次要矛盾和未来可能演化成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我们就能够把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定位好、把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