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七十年：中国经济的周期演进之路(2)

　　第三，拥抱全球的周期联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经济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一环。一方面，通过对接全球市场，“外需驱动—制造业发展—外资流入”的良性循环形成。得益于对外开放驱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经济供求的主要矛盾从生产水平较低、供不应求的内向型“短缺经济”，转向为供大于求（内需）、生产水平较高的外向型“世界工厂”。这也是增长周期取代古典周期的动力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大气候的周期性冲击。其中，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均发生在中国经济内部周期下行轨道中，显著放大了顺周期的压力。

　　三、“减速增质”阶段（2010-2019）

　　以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序曲，“拐点”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无论是内部增长动力、发展模式还是外部国际环境，一系列数十年量级的历史性拐点纷至沓来，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新格局。截止目前，这一阶段可以分为2个小周期，即2010-2015年、2016-2019年（尚未结束），并且本阶段有望长期延续。在拐点共振之下，“减速增质”阶段的经济周期展露以下新特点：

　　第一，L型的减速增质。这一阶段，中国增长动力之源从扩大要素投入转向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受此影响，在“4万亿”政策刺激效应衰减之后，中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状态，然后在新常态下开启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一方面，“唯GDP论”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增速稳步下台阶。在此阶段，增速中枢打破8%以上的传统束缚，逐步下滑至7%以内，但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位居前列。另一方面，经济增速峰值和谷值的差异不再明显，逐年的波动亦更加平滑，年度增速的标准差降为1.3，远低于前两个阶段。

　　第二，日渐重要的金融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并未停滞，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亦由量及质。其一，金融深化注入增长新活力。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在需求侧成为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推进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定价和筛选功能，在供给侧加速了实体经济的优胜劣汰和新旧更迭，由此市场对总供求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其二，金融风险成为周期新隐患。宏观层面杠杆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微观层面股灾等风险事件的渐次发生，使得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上升为重要国策，防控金融风险和“结构性去杠杆”成为政策重点。

　　第三，由外向内的重心迁移。在这一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均发生长趋势裂变。其一，全球经济长期处于危机阴影，总需求疲弱成为常态。其二，中美经贸博弈走向长期化、复杂化。两国经济局部去一体化的风险加速逼近，由此引致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亦为中国经济增加外部不确定性。受此影响，内需成为稳定经济周期的压舱石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由供大于求（内需）的外向型“世界工厂”，渐次转向供需匹配、内外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

　　回顾七十年筚路蓝缕，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三大特性。第一，增长性。从改革开放阶段开始，增长周期就代替古典周期成为主流，周期波动不改经济增长的长期韧性，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位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第二，稳健性。经济波动从“大起大落”转为“大起缓落”，继而再转为“缓起缓落”，同时经济周期的长度逐步延展、切换趋于平滑。第三，灵活性。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动力源泉、内外关系等深层要素始终保持灵活调整和与时俱进，以变革之“动”实现周期之“稳”。虽然当前在内外因素共振之下，中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但是其穿越周期的稳定锚并未动摇，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持续更新，由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机遇依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