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考验超级城市 北上广都将如何应对?(3)
除此之外,卢洪洲认为,“非典”之后,上海在国内最早实行三级防护网络,即市、区(县)、社区医院防控体系,在管理上,为突发传染病的防控打下了基础。
吴凡解释,三级防护网络,平日老百姓不会有特别感觉,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这个历经多年努力构建起的“大网”就发挥作用了,“大量疑似病例、轻症患者就在基层,这是更庞大的数量,就靠三级网络来防控。”她对《文汇报》表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张阳是杨浦区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师,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穿梭在小区内,开展对重点地区来沪人员上门走访、对集中隔离人员宣教等工作。此次,上海市公布了110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覆盖全市16个区,包括三级、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与街道居委联动,摸排发现疑似病例。
防控下沉到社区,上海还有一个优势。“上海率先培养全科医生,全科医学系招生前就明确,毕业后进入社区工作,这些全科医生经过上海复旦、交通、二军医大等著名高等医科院校5年正规培训,并在三甲医院实习。可想而知,这些全科医生对传染病防范、面临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鉴别能力,都会比曾经的地段医院(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前身)强很多。”缪晓辉说。
他解释,在全科医生的教材中,第一堂课就是讲流行病学调查。全科医生在上门走访和出诊时,对重点排查是否从疫区来沪、如何处理应急情况等,都会具备较丰富的经验。
不同于武汉,在病例相对较少的上海,缪晓辉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全科医生,通过分级诊疗的方式防控疫情。
经历了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海,另一个副产品是,培养了上海人更为敏感和警惕的神经。目前,同样面临返程高峰和全面复工,从微博的热搜显示,上海人要比北京、广州、深圳人显得更为焦虑。
对于返沪人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并没有上海式的含蓄细腻,他直率地说,“不管你的身份是老板、员工还是学生,都请配合好我们,返回上海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这个策略叫‘闷’,需要你们每个人都作贡献。”
广东的“非典”后效应
截至2月10日,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151人。在重灾区湖北之外,广东省排名第二,与浙江、河南同为三个确诊病例破千的省份。
“广东和湖北人员往来密切,每天通过高铁和飞机交流的人员有数万人,因此必定带来输入病人,带来本地的发病风险。”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广东是人口流动大省,人口流动会带来传染病的输入风险。
与这次的输入性病例不同,17年前,“非典”疫情在广东最早暴发,给广东留下了伤痛的回忆和深刻的教训。17年后,当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广东严阵以待。
因而,早在2019年12月31日,广东省疾控制中心就对武汉疫情启动了内部应急响应准备机制,做好物资储备;1月3日,在全省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强化监测和动物市场环境监测;1月14日,广东发现疑似病例后,不仅成立了领导小组,还成立了以钟南山院士为总顾问的专家小组;1月23日,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不过,即使提前准备,各方还是低估了病毒的传染能力。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下称广州八院)感染病中心ICU主任李粤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型冠状病毒狡猾而不凶狠,SARS是凶狠而不狡猾。”
狡猾的病毒迅速在广东扩散开来,社会总动员再次启动。“非典”之后,广东对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响应进行了反思、重建和补短板,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提升医院能力、完善疾控功能,这一切如今面临严峻疫情的“质量验收”。
“最开始没预料到会这么严重。”李粤平说,作为经历过“非典”防控的医生,她虽然听说了这个病毒,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广州八院始建于1921年,以传染病防治及肝病综合治疗为特色。2003年“非典”期间,该院是广州市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时间最长的医院,总共收治了确诊和疑似病例413例(其中确诊265例),占广州市总确诊病例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收治的第一、第二代病人较多,包括转过两次院、传染了120多人的周姓“毒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