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件“九一八”后侵华档案公布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统治给沈阳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情况统计调查的档案。
统计沈阳人民巨大损失情况的档案。
今年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88周年，近日，沈阳市档案馆对馆藏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档案进行了挖掘整理，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关于档案公布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此次公布的馆藏历史档案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1948年，主要内容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统治给沈阳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情况统计调查的档案以及对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的通缉、审判档案等，共计106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整个东北地区并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通过成立伪满洲国，扶植汉奸傀儡，控制东北各地政权；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殖民掠夺政策，把控东北地区经济命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军事上，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制造了抚顺平顶山惨案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推行“集团部落”政策隔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进行疯狂围剿；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美化殖民侵略，妄图从历史与民族意识上泯灭东北人民的国家意识。
“用史实说话，让档案发言。”这一件件档案用数字和文字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记录在案，同时也是沈阳及东北人民饱受日寇欺压掠夺，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过着暗无天日、亡国奴生活的真实写照。
抗战期间沈阳直接损失2000多亿元
据沈阳县政府(L58-1-15)档案记载：1946年2月11日，沈阳县政府上报辽宁省政府的抗战损失情况为：直接损失包括房屋、现款、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工具、人员死亡等折合成当时的国币为795620727元；间接损失包括生产额减少、可获纯利额减少以及抚恤费等353,974,000元。(注：以下统计单位皆为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币值)
又据沈阳市民政局(L2-1-506)档案记载：1946年9月13日沈阳市政府汇总当时市辖17个区数据后上报给辽宁省政府的抗战损失情况，直接损失204274418264元，间接损失31851085797元。
强制参加保险储蓄农民被迫借高利贷
根据沈阳市档案馆对档案进行的梳理，当年日本侵略者强制人民参加各种储蓄、保险。“强制储蓄包括大兴有奖储蓄、邮政储蓄、生命保险、富国债券、必胜储蓄票等五项。其中，【大兴有奖储蓄】由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起即行强制办法，每月每户一次由三元至九元缴纳之。【邮政储蓄】由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起，酌迫产业及收入较多者，每年二次储蓄之。【生命保险】由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起，以组为单位(即现在之甲)由富有之商号及民户负担之，每年一次。【富国债券】由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起，按户负担之，票额有五元、拾元、百元等，每年四次。【必胜储蓄】由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起，每年三次缴纳之。”据档案记载，浑河区上报因各种强制储蓄等造成直接损失179294421元。
曾任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秘书、产业部、农业部各司司长及伪省长的王子衡回忆：1943年，伪满政府经济部提出储蓄目标60亿元，指定农村负担10亿元，其余部分由城市工商业负担。其结果造成农民在日伪政府的强制储蓄下，只得借高利贷，才能交出存款渡过难关，农民日益贫困，濒于死亡边缘。
强制缴纳苛捐杂税大肆搜刮金银制品
日本侵略者还强制人民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包括农村的村会费、城市的区会费、兴农会费、协和义勇奉公队费、国防献金、飞机献金等，大部分都是按土地和户口抽税，每顷地按10元计算。此外，还有部分是按人头算的，如1946年9月13日沈阳县李相屯村中心国民学校上报沈阳县政府的“财产损失报告单”中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六日、九月十五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九月五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十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五月十日，日伪政府先后五次强迫师生“飞机献金”，标准也从最初的1942年学生每人8角上涨到每人3元，学校师生共计损失4919元。
档案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肆掠夺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银号和银行钱庄，以及军阀官僚的金银财宝，将之抢夺一空运回日本。同时，将当时流通的“奉票”等作废代之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并无实物现货金银保证，加之超量发行，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库存空虚。于是，日伪政府开始搜刮黄金、白金、白银，强行收买金店的金银存货，禁止制作金银器皿首饰，命令金店代收金银，号召人民献纳金银，私藏者有罪，告密者受奖。并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对来往行人进行搜身，发现金银首饰一律抢去。据档案记载，北关区因“献金”直接损失461334841元。沈阳市的百年老店萃华金店也因此在劫难逃。史料记载，1939年9月，奉天的日伪当局借口日本大藏省发生黄金盗窃案，用暴力将奉天城各家金店的经理及骨干全部抓到伪警察署拘押审讯、严刑拷打。后来，萃华金店出重金聘请日本大律师辩护，使两位经理得以释放，但金店却在日伪当局的强令下被迫改营百货，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逐渐恢复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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