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家门口，为何难有好医生？(2)

卓正医疗妇产科医生 牟田：我一上午一般可能以前在公立医院，要看三十多或者四十个病人，那你算一个上午，我不上厕所不喝水，基本上每个病人摊到身上，时间确实只有5分钟。这个病人说我的问题还没问完，他觉得很不开心，后边病人会觉得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还没到我，他也很不开心。

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牟田是个学霸，加入过一家三甲公立医院，带着学以致用心态的她在这一待就是十年。此间，她很努力地行医问诊，得到的却是患者的不开心，这让牟田有种现实撞击理想的极大落差。后来，牟田出国当了访问学者，发现国外医师很少把评职称挂在嘴边，医生水平只在于业务好坏。反观国内，公立医院的很多人在高强度执业间隙，为了地位、保障和荣耀，拼命走着晋升之路。回国后的牟田再次面临职业选择。

牟田回国后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而父母又年事已高，家庭需要她更多时间来兼顾，体制内职称晋升之路，虽然不适合自己，但显然有一定诱惑力。考虑到医院高强度的工作挤占了陪伴家人的时间，牟田还是选择离开体制，一时间，铁饭碗的各项福利烟消云散。离开了体制，她该去哪儿？2009年以来，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以及开办诊所，带来一波又一波医生创业潮，但这对于牟田来说并非易事。

卓正医疗妇产科医生 牟田：周围很多朋友，可能更多集中在一些，相对需要支撑少一些的科室，比如口腔这些。但是像我们比如说妇产科跟科室，是有关系的，你需要的支撑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可能实施起来就会比较复杂。

像牟田这样，囿于各种原因无法真正独立出来多点执业、开办诊所的并非少数。对于牟田来说，她依然需要背靠一棵能提供有竞争力薪酬的大树，同时能满足她能耐心执业以施展个人理想及兼顾家庭的工作。

卓正医疗妇产科医生 牟田：我们经常讲求循证医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临床决策是有医疗证据支持的。每一个诊疗过程，沟通这个环节是特别重要的，当你只有5分钟的时候，你可能只能传达出你的医疗决策，当你有20分钟沟通时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主动去获取（知识），另外一方面，病人总会问你很多（问题）。

少则20分钟的问诊，才能让医患充分沟通，但需要释放的信息量也急剧扩大，而非之前5分钟的疲于应付，缺失的知识点要及时补足，牟田感受到走出体制后市场带来的直接压力和紧迫感。而她和同事们走出体制还要长期接受大众审视：为何好端端的三甲医院不干、是否有医师执照、药品是否为真等等，这也成了市场的一部分，他们为此只能积极解释、做好服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社会办医和公立的医疗体系之间，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它们俩是一个错位发展互为补充的，比如肿瘤、精神、传染这些，没有积极性去办，或者说是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那它一定是政府办的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为主；比如对于儿科的、对于产科的，我们现在有一些中产阶级以上家庭，他觉得他可以负担起，但这个需求在我们公立体系里边可能很难满足，那就得要靠这些社会办。

想想每年中国80亿人次的门诊量，就知道医疗需求有多大，更何况中国还在快速的走向老龄化。而反观中国360多万的在册医生，也就知道他们的压力有多大，当然也证明着对他们的需求有多大。如果多点执业，既帮助了更多的病人，让优秀的医疗资源能够下沉，同时还可以让医生多挣一些钱，何乐而不为呢？但现实是：10年过去，我国360多万在册医生中只有4%左右注册了多点执业，比例其实并不高，那这一次鼓励医师全职或兼职开诊所，会成为医生群落当中的热潮吗？

Part 3 好医生，怎么走下来？

吴国平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航空总医院的骨科专家。周五早晨，刚刚忙完两台手术，他就照例到附近的天通苑社区医院出诊。每周五来一次，一次半天，不知不觉，他已和科里的医生们轮流坚持了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