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疫情下的欧洲劳动力迁移、就业
2020-05-25 15:15栏目：新闻
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成千上万在疫情期间赴西欧打工的东欧人的命运、疫情下全球应届毕业生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以及后疫情时期实行弹性工作制和每周工作四天的可能性。
疫情下的欧洲劳动力迁移
本周，让我们关注成千上万在疫情期间赴西欧打工的东欧人的命运。学者Florin Poenaru和记者Costi Rogozanu在《雅各宾》杂志联合发文，揭示一个位于欧盟核心的社会契约：核心国家积累了边缘国家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利润，同时将大部分成本转嫁到他们和他们的母国身上。近几十年来，专业化的招聘机构和欧盟层面的制度化为这一行业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现在却被贫穷移民在大流行病期间被迫在德国农场工作的恶劣形象所打破。
在东正教庆祝复活节（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发现自己挤在一个省城机场里，他们是要前往德国从事芦笋收割的人。虽然罗马尼亚国家严格执行社会隔离，并对违反规定的人开出了创纪录的罚款，但这些工人却被从全国各地（包括军事封锁地区）被拉上大巴车，又被扔在拥挤的机场前，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等待数小时。
这一幕虽然令人震惊，但却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现实——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社交距离和就地避难的措施只对一些人来说是可用的。尽管封锁了，但全球数百万人必须去工作，这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对维持其他人的封锁至关重要。
罗马尼亚的芦笋采摘者就是这种情况。德国政府以农作物在田里腐烂的风险为由，说服罗马尼亚允许包机运送临时工出国，从而拯救了自己的农业部门。罗马尼亚政府答应了，但这并不是出于对欧洲霸主的盲目服从，而是因为向欧盟较富裕的国家提供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是罗马尼亚过去三十年来的标准做法。随后，前往英国的工人的航班也被批准。不到一个月前，罗马尼亚的护士被允许前往奥地利帮助抗击疫情，尽管罗马尼亚的医疗体系是欧洲最薄弱的。
与政府和与这些工人签约的公司所做的保证相反，工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工资并不像招聘者承诺的那样丰厚，有几段视频显示，工人们被挤在小营房里，有些人甚至睡在地上。
罗马尼亚临时工与世隔绝，护照被雇主扣留，他们被期望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并支付自己的食宿费。就在其工作条件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时候，一名罗马尼亚男子在弗莱堡附近的芦笋农场感染病毒后不幸死亡。两周后，普福尔茨海姆附近的一家肉类加工厂的近三百名罗马尼亚合同工也被检测出阳性。
罗马尼亚大使赞扬了德国雇主和当局在大流行病期间组织工作的努力，对于同胞们现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命运却没有什么表示。与其说他关心罗马尼亚公民在国外的权利，不如说他最关心的是确保劳动力从东方向西方继续流动。
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独特或意外的地方。拉丁美洲的数十万农业工来到美国的田地里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劳作。来自北非和南亚的无证移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种植园中，在接近奴隶制的条件下受到恶性剥削。世界各地的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农业领域的体力劳动者——受到的剥削和虐待比疫情危机发生前还要严重。
然而，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工人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全，在得到本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被运走的方式，凸显了欧盟劳工移民的特殊性。在欧盟，共同市场和开放的内部边界允许工人在表面上平等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然而，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背后，隐藏着无声无息的物质需求，驱使着成千上万的人从较贫穷的东方和南方迁往西方。
在欧洲的核心处是一个高利润的产业，专门从东部进口廉价劳动力到各个核心国家。这个事实并不新鲜，但作为欧洲项目的基本特征却很少被讨论。近几十年来，专业化的招聘机构和欧盟层面的制度化为这一行业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现在却被贫穷移民在大流行病期间被迫在德国农场工作的恶劣形象所打破。
罗马尼亚工人是西方国家的重要经济资产，因为他们愿意以比当地工人更低的价格从事艰苦的劳动，而且自2007年加入欧盟以来，他们可以合法入境。这使得他们属于灵活工人中的不受欢迎的一类，但相对于非欧盟移民、难民和无证件的工人而言，他们却享有相对的“特权”。由于拥有欧盟护照，他们可以降低临时工的搬迁成本，从而降低了雇佣成本。既然东欧人都心甘情愿地来，甚至自己掏钱买票，雇主为什么要做无证件移民的非法交易？
这种安排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大中型农场在获得丰厚的利润的同时，又对缺乏资源保护自己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施加苛刻的条件。俗话说，“一个饥饿的国外工人，抵得上两个国内工人。”这些移民劳工的产品最终回到罗马尼亚的德国超市和法国超市的货架上，反过来又会将当地生产者挤出市场。然后，后者被迫解雇工人或削减工资，试图进行竞争，这反过来又造成更多的失业工人愿意出国，从而使恶性循环持续下去。
据估计，自2004年欧盟开始东扩以来，与劳动力相关的移民已经增加了一倍，主要是由东向西的移民。这个流动的劳工网络，被剥夺了权利，与有组织的劳工切断了联系，并延伸到农业以外的护理工作、运输、建筑、餐饮业、酒店业和旅游业。
当病毒开始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工作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开始蔓延时，移民们受到了双重打击。由于封锁使经济陷入停顿，大多数人被解雇，被迫迁回罗马尼亚，在那里似乎仍有一点点社会归属感。在西方国家，他们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外，成为多余的、一次性的廉价劳动力，没有资格享受福利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在国内，他们被排斥为一种致命疾病的携带者，不仅仅是病毒，还有他们的失业状态和无保障的工人身份，使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体系更加不堪重负。
在这里，欧盟核心的社会契约就会变得更加尖锐：核心国家积累了东欧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利润，同时将大部分成本转嫁到他们和他们的母国身上。鉴于这种状况，进一步谈论 “欧洲团结”的空洞性质似乎没有必要。
目前的情况并不是从冠状病毒开始的，也不仅仅是欧盟内部更广泛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细节。它构成了欧洲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它是支撑欧盟的因素，也是其在全球多个行业（如护理、制造和旅游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这种剥削关系经常被变态地描述为东欧人的一种特权，他们应该庆幸地接受这种特权。
主流评论家们通常把东方工人的流动性作为后社会主义转型和欧盟扩张的成功故事来赞美。而从一种犬儒意义上说，他们是正确的：对于过去三十年来大约400万罗马尼亚人来说，如果在国内不被剥削，也许会有更悲惨的命运。
与此同时，在罗马尼亚投资的西方资本享受着欧洲最高的企业收益率。虽然企业收入的税率已经类似于避税天堂，而工资收入的税率却过高，外国企业通过税收优化策略，可以进一步将利润外部化。罗马尼亚国家在体制上太过软弱，没有兴趣征税，反而更愿意通过国内廉价的工业劳动力来维持经济增长，为德国为首的欧盟出口经济服务。
托马斯·皮凯蒂曾描述过西方国家如何通过从欧盟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中获取资源和利润。工资差异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通过投资、前国有资产私有化、低税率和慷慨的立法使利润很容易（如果不是完全合法的话）被抽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通过欧盟的预算机制回到东欧当地。
这些国家如何在保持小规模赤字的同时，又能投资于发展项目、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显然不太可能。迄今为止，希腊在2009年经济危机后的例子是最著名的例子，但非欧元区欧盟边缘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随着冠状病毒肆虐西欧，主流媒体正确地抨击了欧洲对意大利缺乏团结，意大利在致命的大流行病高峰期被邻国抛弃。我们一再看到，当迫不得已时，欧盟内部的结构等级制度鼓励将国家利益置于欧洲内部团结之上。
更令人失望的是，西欧左翼在这一问题上保持着聋子的沉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多数左翼人士一直在努力表达出一种连贯的欧盟政策方针，而不是抽象的、缺乏力量的对“团结”的呼吁。左翼中有一部分人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国家边界内才有可能恢复战后福利国家的安排，因此，左翼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移民工人的东西。然而，更广泛的挑战是，如何在现存的反对有组织劳工和左翼的制度框架内，从弱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一套明确的要求。
在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除了陈词滥调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此，那里的许多工人阶级选民选择在维克托·欧尔班等人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背后，反对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就不令人惊讶了。罗马尼亚的政治氛围明显不同，正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仍然依赖欧盟内部的不平等分工。正如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在被问及开头提到的挤满农业工的机场时直接地说，他们“宁愿”在欧洲被剥削，也不愿在国内面临穷困潦倒，国内的工资在欧盟国家中是最低的，国家将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小比例用于医疗和社会服务。
欧盟的结构使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上积累的不平等自然化，单靠政策改革是无法消除的，但欧盟层面的一些改革可以缓解移民工人的困境，增强他们的能力，甚至可能为更激进的设计开辟一条道路。
这些措施包括在所有欧洲国家强制规定现实的生活工资。罗马尼亚每月290欧元的净最低工资，甚至连大城市的房租都不够支付。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将大大降低向国外转移的压力，并提高国内的消费和税收收入。在欧洲一级的普遍基本收入建议也值得认真关注，因为这些建议可以为最脆弱的人提供即时救济，从而减轻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压力，就像目前的大流行病期间许多人的情况一样。
作者认为，更激进的做法是，必须设想结束东欧作为廉价劳动力储备库的地位。东欧人的工资不仅普遍低于西方人，而且与他们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相比也是如此。欧洲法律应该迫使东欧的企业降低利润率，支付更高的工资。恢复有效的劳动法也是最重要的。东欧国家在寻求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降低了税率，并废除了社会主义时期保护工人的劳动法。这大大加剧了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并为欧洲大陆劳动力后备军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只要大量东欧人向西迁移到欧盟核心国工作，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应该向欧盟核心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境内的所有工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欧洲范围内扩大和深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并在成员国之间更平均地分配他们的社会再生产成本。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建议，但对于保护数百万的东欧（和其他）移民工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每天都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威胁和障碍，只为谋生。这种被疫情暴露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深蒂固地运作在欧盟的核心，必须成为认真关注的对象，否则，欧尔班和勒庞派提出的方案将是唯一的选择。
疫情下的全球就业市场与工作制度变革
2020年全球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挑战
伴随着各国企业的陆续解禁，封锁政策的逐渐放宽，人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去。但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绝非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消除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所面对的就业压力也反映了疫情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冲击。
严峻的就业形势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全球各国的2020届毕业生以及各国的招聘企业而言，他们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局面与挑战。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导致了许多企业出现了经营以及财政上的问题，甚至有部分企业在给出工作机会后又撤回工作邀请。《FT中文网》刊登的文章《2020届全球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表示：“英国毕业生就业网站Prospects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8%的毕业生遭遇了工作邀请被取消或到岗日期被推迟。美国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NACE）的数据显示，4%的会员撤销了工作邀请，20%的会员正在考虑撤销，而21%的会员取消了实习邀请。该协会研究主管埃德温·科克（Edwin Koc）表示，这‘相当不寻常……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2009年，当时9%的雇主决定撤销工作邀请’。”
考虑到目前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个人所背负的沉重的学生贷款，许多毕业生表示自己将放弃先前规划的职业道路，将目标转移至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公司。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大四学生萨曼莎·埃雷拉·富恩特斯·达维拉（Samantha Herrera Fuentes Davila）正在调整自己工作方向。这位22岁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对公共卫生和能源感兴趣，她梦想着为联合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是，在看到一些朋友的父母在大流行期间失去了被认为“并非必不可少的”企业工作后，她扩大了搜索范围。她开始在那些最近服务需求激增的公司（例如流视频公司）中寻找职位。与此同时，许多毕业生也在等待工作机会的同时努力学习例如编程等新技能、完善简历、起草求职信、练习视频面试技巧，他们希望这些努力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就业竞争力。
《三联生活周刊》的作者李秀莉在文章《应届毕业生口述：我们有点难》中写道，“据教育部公开数据，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增长40万，达到874万。一边是攀升的毕业生数量，一边是疫情影响下，严峻的就业形势。有机构统计，截至2020年3月31日，在春招季（2月3日以来）活跃求职的应届生较去年增加了56%，但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需求规模同比下降22%。”根据《澎湃新闻》文章《874万应届毕业生疫情下的求职路》中所提供的数据，“作为应届毕业生岗位创造主体的小微企业（100人以下）应届生需求同比降幅达到了60%。”
由于企业招聘规模的缩减，2020届毕业生所面对的就业竞争压力远远高过了往年。许多企业则进一步提高了招聘标准，以此来筛选出合适的求职者。《874万应届毕业生疫情下的求职路》一文中还写道，“企业招聘规模缩减，为数不多的席位更要留给‘精英中的精英’，对求职者的要求水涨船高。多位应届毕业生对澎湃新闻表示，自己今年求职经历的难度和去年‘学长学姐相比差别太大’。”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就业市场的竞争过于激烈，许多应届毕业生也降低了对于工作薪资的要求。文章中的应届毕业生张琪表示：“一开始应聘时我对薪资会有比较基础的要求，但找工作找到最后，几乎把薪资放到最后考虑……只要我找到的工作能让我在当地租得起房子、足够日常基本开销就可以了，之后的职业发展和薪酬增幅都以后再打算。”
疫情造成的严峻就业形势可能将会对2020届毕业生产生长远的工作影响。《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指出，许多找到工作的人出于必要而从事了薪水较低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关系较弱。他们可能会被困在这样的工作中，直到经济状况好转为止，然后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跳槽，直到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位为止。往往是经过多年的拖延后，他们才开始取得职业上的进步。与此类似，《FT中文网》在《2020届全球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中写道，沃顿商学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人力资源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负责人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表示：“与在经济衰退之前和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其他年轻人相比，在经济冲击期间进入行业的毕业生在长达10年后仍面临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工资和更糟糕的就业前景。”
综合这些情况看来，2020届的毕业生需要在找到工作与规划个人职业发展路径之间找到平衡。但是，基于当下严峻的就业环境，以及许多毕业生急于入职的心态，要找到一份从长远看来有助于个人发展的工作绝非易事。在政府呼吁各行各业复工复产，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当下，毕业生们也只能在耐心等待的同时，努力提升个人的竞争力。
后疫情时期的弹性工作制
在应届毕业生苦于求职的当下，在职员工们则在经历一场由疫情带来的工作制度的革新。在疫情期间，许多公司鼓励员工通过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工作。当时，一些公司员工和领导认为远程居家工作是替代常规办公的“临时性举措”。但是，随着企业和员工们对于居家办公这样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日渐熟悉，许多工作者提出在度过疫情后保留这样的居家工作模式。据Onrec新闻报道，在英国，有超过1300万工作者（占总工作者人数的44%）要求永久保留弹性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包括芬兰总理以及新西兰总理纷纷提出，鼓励企业采取每周工作4天的新工作制。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认为，相较于传统的每周工作5天的工作制度，新的工作制度将为人们带来更多私人时间，并可能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以上两种工作模式的革新分别从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两方面对原有的固定工作制度发起冲击，工作者们也表达了他们渴望拥抱更具有弹性的工作制度的愿望。
在本次疫情中，许多企业取消了原有的商务会议，转而利用Zoom、Google Meet等技术展开线上会议。对于工作者而言，这样的改变减少了商务旅行的舟车劳顿，也增加了在家办公的比重。据BBC新闻报道，为多个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的专家Emily Draycott-Jones 表示，“新冠使企业雇主们摆脱了传统的想法，即生产力取决于办公室环境中设定的工作时间。”对于工作者而言，他们试图向雇主证明，有弹性的工作环境将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并节省下非必要的工作时间。
而远程办公所带来的益处不仅仅停留在工作本身，对于女性工作者而言，更加灵活的办公地点将有助于她们以及另一半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找到平衡点。根据CNBC新闻的报道显示，居家办公将为女性工作者带来以下好处：首先，根据2019年FlexJobs对2000多名子女不满18岁的女性的调查，许多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都面临了工作上的断档。被调查者中约有31%的人表示，她们不想这样做，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工作场所缺乏灵活性。而她们在经历这次断档后很难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这样的工作中断对她们的收入和工作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如果企业和雇主能够为女性员工提供更为灵活的工作环境，那么女性工作者或许可以证明自己同样可以在办公室之外完成工作。这样的工作模式也将减少女性中断工作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