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须管好“最初一公里”(2)

　　通过“腰围行动”，使得“再见metabo(代谢综合征)”在日本深入人心，目前日本人口超重比例仅为3%，远远低于我国。我国此次健康中国行动中也提出了腰围标准：成人男性腰围小于85cm，女性小于80cm。但这一要求不具有强制性，仅为“倡导”，没有明确需要控制腰围的目标群体，很难真正落地。

　　在我国，控制成人腰围可以说是遏制慢性病发病率的“牛鼻子”对策。军队实施军人身体质量指数(BMI)和体能达标与晋升机会挂钩的管制条例后，迅速扭转“将军肚”现象，军人体能素质和作战能力全面提升。这一经验值得“健康中国行动”借鉴，建议在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全员推行“腰围行动”，预期在短期内就可使慢病发病率进入下行拐角。

　　我还建议在医药卫生“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加上“每个公民是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有关论述，强化公民自身健康促进的法律责任，也为制定相应法规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为健康中国“最初一公里”提供法律依据。

　　吴浩：让社区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第一守门人”，不能仅仅停留在“鼓励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约”上，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行“社区强制首诊”，除急重症，其他疾病必须由家庭医生转诊至大医院相关专科。强制首诊才能真正落实分级诊疗，才能让家庭医生真正了解自己的辖区居民，才能真正建立医患关系的“熟人模式”。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际能力和基层全科医生的专业素养，建议“社区强制首诊”政策先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部分基层社区卫生机构实力较强的二线城市展开。

　　能否推进“医保”变“健保”?

　　邓小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现在已经成了医疗服务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政策导向性很强，如果规定居民不经基层卫生机构转诊自行到大医院就诊，医保无法报销，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一直倡议“医保”变“健保”，鼓励家庭医生做好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工作，让居民少生病、不生病。在家庭医生完成保障居民健康工作任务前提下，把结余费用作为他们的绩效奖励，有助于提高基层工作者主动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控制不合理医疗成本的积极性。可规定居民与家庭医生一年一签约，如果某医生技术水平不提升，服务态度不好，收费贵，那第二年居民就不选他了，让居民用脚投票。同时，卫生部门对家庭医生监督考核。

　　吴浩：“医保”要变“健保”，可采取类似车险的制度设计，将健康管理得差、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和健康管理得好、不经常使用医保的居民区分对待，鼓励好的，鞭策不好的。采用积分制，居民如果自我健康管理得好，节省医疗费用开支，那么居民也可“分一杯羹”。如第二年报销起付线降低，或提高报销比例，或原本不在医保报销目录中的耗材或药品也可报销，或省下的钱可以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

　　王小宁：同意这一观点，建立类似汽车保险中“少出险，少缴费”的激励措施，实现“小病少报销，大病多保障，不病有奖励”，鼓励居民加强自身健康管理。这样的制度设计还可杜绝民众提前消费医保账户资金，杜绝“套保”“骗保”现象，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另外，商业健康保险在产业链布局上具有资源配置优势，最具有保障投保人少生病、生小病的动力，以及汇聚最新健康理念、技术和资本的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激励，鼓励商业保险开发健康促进的险种，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维护居民健康权益。(撰稿人：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郭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