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须管好“最初一公里”

　　有病就去大医院，这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性动作”，但专家说，这一“习惯性动作”需要系统性纠正。

　　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等文件先后颁布，对“健康中国”做出细致规定和倡导。如针对我国慢性病高发态势，“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到2022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要得到遏制。到2030年，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

　　“健康中国行动”究竟该如何落地，如何建立起与每个人的关联?半月谈邀请了王小宁、邓小虹、吴浩三位专家座谈，他们的共同观点是，“健康中国行动”要从我做起，从社区做起。要从现在的管好“最后一公里”，变成管好“最初一公里”。

　　吴亮(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王小宁(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秘书长)

　　邓小虹(国务院参事、原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妇产科学教授、主任医师)

　　吴浩(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北京市社区卫生首席专家、教授)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吴亮：与全球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一样，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已居全球之首，接近美国和俄罗斯的总人口数;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70%以上。慢性病高发已成为 “健康中国”的最主要阻碍。这一现象背后有没有制度层面或政策设计层面的问题?

　　王小宁：医改30年来，过分强调政府、机构的医疗救治责任和公民享有医疗的权利，个体责任几乎被忽略，慢病可防可控的特征没有充分体现。国人对医疗的需求和要求很高，希望就医随到随看，不但要看好，最好不花多少钱，但人们在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约束和健康保障的制度设计上几乎不作为，形成“生病是个人权利，救治是政府职责”的悖论困境。

　　这一悖论实质是制度设计没有体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反映政府、社会和民众长期死抱“最后一公里的救治模式”不放，没有把关注和工作重点真正转到减少生病的人和延缓已有病程上，民众的健康意识远未唤醒。

　　没有民众个人健康意识的觉醒，慢病发病人数就不会下降，现行医改的道路会越走越窄，医患关系会越来越差，全民健康促进的目标难以落地，也不会有“大健康产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强调居民对个人健康的主体责任是实现全民健康素质提升的前提和关键。在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方案中，需要“激励性”和“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促使社会和公众参与到行动中，规划设计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初一公里”。

　　社区医生应成为

　　“健康中国”第一守门人

　　吴亮：非常同意王小宁教授所说的，要加强健康的自我管理。管理部门也一直倡导和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挥百姓“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对居民及其家庭实行全面的、连续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不知目前推进效果如何?

　　邓小虹：先讲讲我的经历，我退休后把执业地点从大医院转到方庄社区医院，医院给在社区建立健康档案的女性居民发短信，告知她们来了一位妇产科主任医师，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跟我签约。结果发出8000多条短信，来签约的不到40人，一年中我接到的咨询电话不超过10个，一共看了三四次门诊，向大医院转诊了两个病人。

　　居民没有到社区医院首诊的意识和习惯，有病首先想到大医院挂专家号，更无从了解家庭医生的服务内容和方式，使得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形同虚设。居民不到社区医院就诊的原因之一是对那里的医生不信任，可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好大夫缺少实践也会退步。社区首诊率低与基层医生诊疗水平低之间形成恶性循环，需要建立制度打破这一怪圈。

　　靠公共政策创新打破“僵局”

　　吴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中详细规定15项重大行动，124项主要指标，但其中所有约束性指标都针对政府机关，对个人和社会的责任指标，还是停留在“倡导性”和“预期性”层面。如何破局?

　　王小宁：需要靠公共政策创新打破僵局。我举一个日本的例子：200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出台法规，强制政府机关和企业给40岁至74岁的员工定期测量腰围，男性不得超过85cm，女性不得超过90cm。腰围超标者必须检查血糖、血压、血脂。超标者或认定为代谢综合征的必须在3个月内自行减肥，若减肥失败，必须接受饮食控制教育。此外，政府还对推动雇员减肥不力的地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处以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