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如何成为了中国最好吃的城市？

　　中新网上海新闻5月22日电   晚年寓居在美国洛杉矶的张爱玲，往往会沦陷在怀旧的情绪之中。这大约与她的孤寂颇有关系，触发回忆的通常是上海的美食。

　　在她自己的《谈吃与画饼充饥》中说道，“中国人好吃，我觉得是值得骄傲的，因为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而记忆中的美食，竟然总是中西交杂的，有飞达咖啡馆的香肠卷，凯司令的栗子蛋糕，起士林的方角德国面包；大饼油条是精致的；在舅舅家吃的苋菜，令人”怦然心动“。

　　彼时，上海就有了好吃的楔子。

　　张爱玲的小说中，常有一种毁天灭地的任性，以至于我总是拿她和进化论对比，因为都有一种“以万物为刍狗”的大决绝。然而奇怪的是，说起食物的时候，她却总是一副温柔与温润的样子，似是她的人生中看惯世间人性的凉薄，而上海的美食，却未曾辜负过她的胃与味吧。

　　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已经有了许多名冠中外的著名餐馆，例如在各国政要中声名卓著的绿波廊，是招待总统的餐厅；和平饭店的西餐，与它的老爵士一样闻名遐迩；城隍庙的上海老饭店，红烧狮子头是绝世名菜；功德林素菜馆，是那个时代的超前消费。

　　如今回头去看民国上海饮食，恐怕也会惊异于它如此地多元化与丰富。今天盛行的法餐、意大利餐、俄罗斯餐、印度餐与土耳其餐，当时已经无不具足。而从国内来看，来自于当时最为火爆的菜系，包括淮扬菜、天津菜、湘菜都全部在线。粤菜更是历时不衰，新雅粤菜馆和杏花楼，当时便已经人满为患。

　　时至今日，当年许多盛极一时的餐厅随着宝马香车美人而湮灭不见。许多人因此生出怀旧之情来，感叹时间白云苍狗，岁月流转。

　　我倒觉得这大可不必。疫情过后，有许多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餐馆、饭店都会悄然离去，我们曾经非常热爱过的苍蝇馆子更会七零八落。就算放在平时，上海餐厅的过手率也非常之高，更何况经历了如此一次惨烈的疫情停摆。

　　重要的反倒是上海的饮食文化精神，是否神女无恙？

　　4月底，人们的精神逐渐按捺不住。夏日将至，生机勃现。在全国疫情状况稳定，复工复市全面开展的时候，需要一剂强心针来复苏久受冲击的市场。

　　于是有了五五购物节。这真是一个睿智之举。重启经济的要端，在于重启消费，惟有市场活跃，才能使遭受重创的就业、交通、置业，与随之而来的投资、贸易等重新回到正轨。消费不仅是市场流动性，其核心在于信心。

　　人们对于城市中空荡荡的街道、高架与商场，依然心有余悸，只有当人气回归到街上，车中，餐厅里，方才知晓：生活回来了。当然，这更取决于用何针剂恢复人们的信心。

　　上海，是最有底气做这件事的。五五购物节要端，就在于如何将人气与繁荣，重新注回那些空荡与冷清的食肆酒楼，商场旅店，轮渡车站之中。

　　而食，更是当人们封闭了数月，只能聊以米面馒头充饥时，会瞬间爆发的“报复性消费“。

　　上海具足了让饥渴的人们找回饕餮感觉的一切。

　　自从上海开埠以来，上海饮食便于与上海兼容并包，创意创新的城市气质一脉相随。上海从来不曾宣称自己是一个移民城市，但从来都是移民，在塑造着上海的面相。

　　我常常会钻进一家粤菜馆的时候，赫然听见老板与服务员用粤语对话，就倍感亲切，吃起来亦十分放心——它必然是正宗粤菜。

　　但这不是上海的全部。在外滩，高端的法餐、意餐成为小资青年们喝一杯威士忌和一块正宗的T骨扒的打卡之地，对上海足够了解的人都知道，要吃到最好的日餐和韩餐，那你就得劳动身子骨，去到古北，那里才是日本人与韩国人的聚居之地。而在武康路安福路，我们又常常随意看见，一批批伸着懒腰享受brunch(早午餐)的欧美人。

　　上海便是如此，不显山不露水的把整个世界的美食铺陈在所有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谈到“好(三声)吃“的时候加上一个”最“字，恐怕会引发一场地域炮的血案。广东人不服，四川人会上火气，重庆人可能直接就开片了，湖南人更是嗤之以鼻。

　　可是我以为，哪怕把眼光放到整个亚洲，如同上海这般“好(四声)吃“的城市。恐怕只有香港才有如同上海这般的包容与多元。

　　不过，香港与上海之间显然有着极大的气质的不同。在香港寻找美食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两种选择，或者是西餐，或者是粤菜。如果讲香港的粤菜整个世界无出其右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有二话。尽管国内的许多菜式都已经在香港落地，但人群的相对二元化(广东人与西方人)，使香港的美食，更多集中在世界风与粤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