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一代的困境：焦虑、挣扎与选择（附2019中国

人到中年，职场半坡。普遍的加班文化让职场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可与之对抗又有可能丢掉工作。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夹心一代”—即年龄在35至49岁的中年人，他们通常高学历、高收入，在职场有一定资历，但处在上需要赡养父母，下需要抚养子女的夹缝岁月中，这样的焦虑与日俱增。在公司中，“在线”文化成为主要的压力来源，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回到家中，还要面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意外状况。

在外部环境风险变得不确定的情况下，公司人们——尤其是“夹心一代”的公司人们对于工作压力的态度发生了哪些转变？面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需要如何做风险管理？

时刻“在线”的焦虑

尽管在相对高薪的金融业，在一家私募机构担任投资经理的王哲依然时刻都有强烈的危机感。王哲的压力一方面在于金融有着强周期性，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带来相当多的不确定，另一方面每天的工作都需要做出决策，一旦判断错误，会带来大量的损失，首先就无法过自己的责任心这关。金融行业工作需要他“时刻在线”（下文中提到的几位采访对象也同时表达了同样的职场要求）。王哲已经很久都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了，虽然说并不需要加班，但他几乎一直处于“随时在线”的状态——白天关注国内股市，晚上聚焦海外股市，剩余的时间尽可能多的收集信息，帮助决策判断。他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阅读，并不断求证。“压力很大，看上去我没有这么忙碌，但投资这事不是忙来忙去就有效应，机会是要不断寻找，并通过时间验证的。”王哲说。

“时刻在线”的公司文化是公司人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本次招商信诺和第一财经的调研中，有70%的受访对象都表示感受到了这一点。有64%的夹心一代承认在“时刻在线”的公司工作，例如随时查收工作邮件、接听工作电话、因为工作而不断查看手机。并且93%的夹心一代认为他们压力重重，这一数值比去年提升了3%。

刚刚过了35岁生日的王哲也觉察到精力大不如前，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加上有了家庭和孩子后，他还要分上相当一部分精力在家庭上。王哲只给自己去年的健康打了60分。压力反映在身体上是长期的亚健康状态以及失眠，心理上是每日的焦虑。

本次夹心一代的多数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合理的体重、拥有锻炼时间及充分睡眠，朋友间的社交时间也更为匮乏。从数据来看，今年，中国人群身体健康指数的所有细分维度都环比下降，在获得充足睡眠这一方面下降尤为显著，主要是因为工作量/工作时间的上升。调查显示，工作量过大是压力的头号来源，次之为对自身和家人健康的担忧。

不过好在，压力并非不可控，公司人感到压力“不可控”的占比只有6%，这让中国成为在“不可控压力数值”上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使忙碌如王哲，虽然时刻感到疲惫，但他认为压力对他而言是常态，并且自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高压环境，对于夹心一代而言，接受和适应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掌控。

突如其来的深渊时刻

生活终于对李亚下手了。意外来临前，不会多打一声招呼。

李亚是个幸运儿，包括她自己也这么认为：有一份不错的事业，一位爱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李亚选择到深圳从事运营工作。尽管经常需要加班，还需要时刻保持“在线”的状态，但好在丈夫的事业不断向上，经过几年的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并且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再加上老人生活能自理，还能帮忙照顾子女，两人的小日子过得不错。李亚也越来越觉得自己“佛系”，常说顺其自然，活在当下。

多年的佛系心态崩塌只在一瞬间。2016年，李亚的父亲骤然离世，毫无征兆。一个生命的消失前后只用了不到48小时。除了就医和处理后事的一大笔费用外，这对年轻夫妇还要花上相当多的时间去照顾因此事大受打击，不得不独居生活的母亲。李亚因此不得不频繁向公司请假。对于最好24小时都在线的运营工作而言，“在线”是刚需。不难想象，长期请假的结果是绩效的差评，李亚头一回拿到了C。

李亚曾在2015年在某平台上试着投过一次意外险，当时大女儿已经出生，从家庭保障的角度，李亚曾希望保险能给家庭上把锁。不过只投保了一次后，她就放弃了，一方面家里也的确诸事相对顺遂，没有特别操心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有对于意外的侥幸心理，她发现持续的投入似乎“没有用”，再加上她的丈夫的刻板印象中并不相信保险的保障作用，认为保险“就是骗人的”。因此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前，李亚从未给自己和家庭做过保障计划。

父亲离世后，李亚改变了原先对于风险的想法——人不仅是活在当下的，还需要对潜在的风险做未雨绸缪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