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卢丽安：我从台湾来(2)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卢丽安又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和现在的丈夫相识结婚，和其他大多数的台湾留学生一样，夫妇两人最初的选择是回台湾工作。

　　卢丽安：我先生已经比我早毕业两年，而且他在台湾已经博士后做两年了，所以本来的确是想着，既然先生回台湾了，以后我也跟着回台湾找学校任教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情况逐渐浮现出来，台湾那时候政治形势开始令人挺忧心的，那时候有一些打着统一的旗号，但是已经在做一些分裂的，为以后所谓的台湾独立的路线方针垫底的一些政治事件出来。

　　记者：您和您丈夫都是学者，一个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政治道路的选择也好，会对一个学者产生什么影响？

　　卢丽安：学者毕竟还是要安身立命，我先生他是我们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我公公那时候是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没得上学，没得工作，走投无路了，只好登上了一艘船，出去了，我先生是遭受过这种省籍情结的歧视，所以他十分痛恨社会不公正、不公平正义的现象。

　　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势力导致台湾岛内局势不稳，两岸关系紧张。卢丽安夫妇做出了一个当时令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到祖国大陆的上海定居就业。

　　记者：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大陆？

　　卢丽安：首先我不怕大陆。

　　记者：怎么会用怕这个字？

　　卢丽安：因为现在很多岛内的乡亲，他们可能是怕。

　　记者：二十年过去了还在用这个字？

　　卢丽安：很不幸的，这种怕不是我怕你，而是心里面一种隐隐约约的焦虑，不知道如何面对两岸的关系以及走向。

　　记者：在您决定回到大陆来之前，跟家人在沟通的过程中，家人恐怕也反对过？

　　卢丽安：我自己的家人不反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了，那也是咱们祖国大陆，不要怕。

　　经过申请，1997年，卢丽安夫妇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们在大陆的生活。

　　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出现在上海的往往都是台商。

　　卢丽安：对，没错。

　　记者：没有台湾老师？

　　卢丽安：没有台湾老师，所以我们是第一例，真的两个人是第一例。

　　记者：如果回台湾做老师和回到大陆做老师，收入会相差多少？

　　卢丽安：十倍吧，十倍不止吧。

　　记者：有职业的年轻人来说，您不把收入放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吗？

　　卢丽安：从事教育的人或许不会那么把金钱放在自己生涯考虑的劳动所得的首位。

　　记者：那您回来目的是什么？

　　卢丽安：播种，播什么种子呢，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要播的种子更多的是一种，能够结合理性分析思考以及一种感性的态度来认识世界。

　　来到上海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卢丽安以教学为重，与“政治”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卢丽安：1997年回来以后，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将近15年，我就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再加上台湾的生长经验，也是会让我有点比较刻意远离我们所谓的政治。

　　记者：什么让您发生了变化？

　　卢丽安：我得感谢我们在上海的一位前辈，一位林明月女士，因缘际会之下我们认识了，她当时是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她鼓励我说我们有一个同乡会，有一些活动你可以来参加看看。

　　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为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联谊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卢丽安对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