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群众成时尚 绍兴两万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

前几天，诸暨市越民生义工团负责人陈可英一下班，就打开诸暨市社会组织党建云系统，上传了60多名儿童去诸暨马剑“寻找非遗之旅”的活动资料。“越民生”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陈可英说，2013年成立初期，遇到义工流动性大、管理难、活动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难题。“如果不是政府的帮扶和引导，或许我们团队早就名存实亡了。”

和“越民生”一样，绍兴近两万家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面临过不少棘手问题，如管理培育不到位、碎片化效能低下、自我增能赋权能力不足等。

近年来，绍兴市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引领，通过构建社会组织的活力体系、多元体系、红色体系，推动社会组织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些社会组织是群众需要的，‘补位’基层公共服务供求缺口，合力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绍兴市民政局局长凌芳说。

“输血+造血”

激发内在组织活力

“这里墙面重新刷了，店面招牌也统一做了……”走在绍兴市越城区高立社区的华滨路上，记者不由眼前一亮，以前两旁店面房乱摆摊、沿街商户占道经营等现象严重，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如今都变好了。

原来，高立社区“五邻社”联合会收集了商户房东信息，召开房东商议大会，成立了“沿街业主自治小组”。自治小组每周定期对店铺门前卫生情况及经营乱象、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每月设立“红黑榜”，发流动红旗并给予物质奖励，连续3个月被列入“黑榜”的商户，自治小组有权收回店铺使用权。

住在高立社区滨江花园65岁的陆阿姨就是“沿街业主自治小组”的一员，自治小组成立后，华滨路店铺外立面整改，热心的陆阿姨一户一户上门做工作，将每一户的整改资金“众筹”起来。陆阿姨说：“我参加了唱歌、舞蹈、戏曲、调解等自治小组，业余活动很丰富，退休后比上班时还要忙。”

“根据居民需要，我们社区成立了27个自治小组，包括沿街业主自治小组、秩序维护自治小组、公益宣传自治小组、徐姐调解自治小组等，有300多位居民，其中经常参与活动的有100多人。”高立社区主任、书记徐爱意说，“这些小组都是居民自发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成了社区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华滨路的整改，如果没有陆阿姨和沿街业主自治小组帮忙，不可能在几天内就把所有商户的费用收齐了。”

但这27个自治小组也让徐爱意苦恼过：自治小组数量多、人数多，统一管理难，又没有经费。“打一个比方，这些组织都发挥着作用，但几乎都‘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徐爱意说。

在绍兴越城、柯桥、上虞、诸暨等地，社区组织遍地开花。其中越城区有100多个，外滩、高立、书圣故里等社区的基层组织多达20个以上。这些社会组织曾面临同一难题：运作能力欠缺、资金人才缺乏、社会购买力几乎为零……

针对社会组织的“贫血”状态，绍兴市通过“增能赋权”，激活组织内在生命力。“‘增能’，就是挖掘社会组织自身潜能的内在动因，‘赋权’，就是通过政府的授权与政策支持，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社会组织不仅需要‘输血’更需要‘造血’。”凌芳说，“通过对社会组织统一管理、引进人才、公益创投等创新方式管理，这些组织开始释放活力。”

“内孵+外引”

构建多元主体格局

“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每天下午4时，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大渡邻里中心的“三点半学堂”就热闹起来，20多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作业、看书、画画等。

大渡社区有6000余户，30%的家庭有中小学生，孩子放学后去哪儿成了老大难问题，社区有跳舞队、唱歌队、调解室等组织，就是没有现成的教学组织，怎么解决？经过多方商讨，社区决定依靠“外力”，引进安渡公益教育协会公益型社会组织，有效解决了“校外教养真空”问题，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三点半学堂”解决了孩子托管问题，邻里纠纷怎么解决？老人们去哪里休闲……

据了解，柯桥街道在大渡社区试点建立邻里中心，通过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并委托社会组织介入项目运营。在运营中，柯桥街道探索出 “三社联动”社区发展新模式，使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者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心不但设有社区服务中心，帮助居民办理各类登记业务，还开设了图书馆、亲子会馆、物业之家、市民讲堂等场所，居民们在社区内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