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用生命“裸奔”背后 2亿灵活就业者的保障谁(3)
2020年5月1日,我国第一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条例对项目开工前的资金安排、项目发包分包转包挂靠等容易导致欠薪的环节皆作出严格约束。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对于从事外卖、家政等从业人数较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参照建筑业农民工相关法规,为其制定权益保护规范。比如,可参考建筑业农民工按照项目参保的方式,为外卖骑手缴纳工伤保险开辟专门通道。据悉,兰州、中山等城市的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已达90%以上。
而针对当前灵活就业面临的社保缺失的系统性问题,受访者则建议,应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保险的政策体系,并破除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的户籍门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认为,对于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除了要将灵活就业纳入劳动监察或保护体制中,逐步建立起新型用工关系的制度保障体系,还应以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方的责任,“不要让平台通过层层分包,或者一种法律关系的建构就脱身而出”。
受访专家指出,相较于平台企业,灵活就业者个体力量薄弱,难有“议价权”,容易受困于平台的商业模式设计。因此,平台企业应担负起保障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的社会责任,改善管理方式、算法设计,在资本、消费者和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三方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让商业发展更具人文关怀。
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平台企业用人成本上涨、导致灵活就业门槛提高、失业风险增加的问题,上海市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建议,可以考虑采用“平台缴费+政府补贴”的模式。
“有关部门既要对平台企业灵活用工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同时也可考虑通过税收优惠、社保支付比例的调整等方式,对合规优质平台企业进行鼓励,正向引导促进新型就业形态发展,充分保障就业者权益。”苏海南说。
【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