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用生命“裸奔”背后 2亿灵活就业者的保障谁
骑手用生命“裸奔”背后,2亿灵活就业者“痛”在哪儿?
➤商业利益驱使下,企业平台找准法律空白点,披上“隐身衣”,几乎置身于劳务纷争之外
➤与传统用工关系相比,灵活就业者大多用工关系复杂,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有效覆盖
➤灵活就业在工作地点、时间、用工关系方面都呈现出弹性化特征,给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娟 魏雨虹
“公司要求我签一份协议,让我在工作期间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等待遇。”前不久,广东肇庆的陈先生应聘美团配送员时,遇到这样一个要求。对此,该外卖站点负责人表示,不为骑手买社保是双方“你情我愿”。
无独有偶,近日一名外卖员在送餐途中猝死,唯一的保障只有自己购买的每日1.06元的商业人身意外险。
保障不足,让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全感难以安放。
灵活就业者是一个日渐庞大的群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信息显示,目前,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主要就业途径之一,诸如快递、家政、网约车、维修、外卖等人员规模高达2亿左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饿了么外卖平台,有1.2万名00后大学生开始兼职送外卖,滴滴出行平台在8个月里增加了150余万名网约车司机……
企业也非常青睐灵活就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牵头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2020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同比增逾11个百分点,达到55.68%。
不同于传统就业方式,灵活就业是典型的零工经济。其灵活性、短期性、流动性和非契约性,以及新型劳动雇佣关系仍存在的法律法规空白,让劳动者承受着职业前景不稳定、工资水平不稳定、用工平台给予的待遇与约束不成正比、劳动关系难认定、社会保障缺失、遭受不公时维权难等诸多痛点。
平台规避劳动关系四个套路
2020年岁末,43岁的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倒在了当天第34单外卖的配送途中。去世后,他的手机仍然滴滴作响,订单超时罚款信息一条一条弹出。
韩某家人联系饿了么平台争取赔偿,却被告知,韩某与饿了么并无劳动关系。后者出于人道关怀提供2000元,再加上保险公司赔付的3万元,韩某家人总共拿到3.2万元赔偿。随后在社会公众质疑声中,饿了么宣布提供60万元抚恤金。
为何舆论发酵前,韩某无法拿到高额赔偿?
记者了解到,韩某是通过饿了么旗下的蜂鸟众包平台注册成为骑手,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由于无法认定劳动关系,难以认定韩某为工亡,也就无法获得赔偿。
“众包”二字大有玄机。据介绍,众包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志愿者的做法。以外卖配送平台的众包为例,只要劳动者自行注册,经过身份验证,就可以成为骑手,抢单赚钱。
在某种意义上,“众包”是一些用人单位的商业设计,既能省下巨额人力成本,也可置身于零工劳务纠纷之外。
有研究者计算,假设每个灵活就业者每月社保缴纳基数是6000元,按照100%档位缴纳,平台承担其中12%也就是720元,一年下来便是8640元。以目前某平台有300万名骑手计算,若每名骑手都按此基数、由平台缴纳社保,那么,平台一年的社保支出将达259.2亿元。
为降低成本,一些企业通过“套路”规避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也规避了相应的法律义务。
这些“套路”包括:转包,由风险承受能力小的第三方公司与劳动者签订“承包合同”“合作协议”等非劳动合同;前文所述众包,让灵活就业者在平台注册后直接开工,免去签约程序;中介制,自身抽离出来,与劳动者签订三方的居间合同,逃避承担直接的雇主责任;派遣,安排灵活就业者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变直接用工为劳务派遣用工。
“我每天清晨开始接单,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每天只在午后点单人数较少时能歇一会儿。”虽然是饿了么众包兼职骑手,但小张每天却要为送外卖付出十多个小时的劳动时间。他告诉记者,他认识的大多数饿了么骑手都是在众包上注册的。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明认为,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有4个特点:未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以平台工作谋生,长期参与其中;能够自主决定劳动时间和地点;劳动时需遵守平台规则并接受监管。
从这4个特点可以看出,在平台上登记注册的就业者,以平台工作为就业途径,但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具有雇员身份。
不仅缺赔偿也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