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流动人口(3)

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已经发展出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国外的“二代移民”概念类似于我们提出的“二代流动人口”，他们都是受到父母迁移/流动影响的下一代。通过回顾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可以为本文“二代流动人口”概念的提出和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重要启示。

1.理论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代移民研究在國外一直是一个热点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就有青年移民（中间大部分是二代移民）引发的骚乱，例如2005年巴黎骚乱，2011年伦敦暴乱，201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骚乱。这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二代移民的大规模出现及问题凸显也催生了对融合理论的探讨和再思考。

传统融合理论最早由芝加哥学派提出，对代际社会流动持乐观态度，认为移民通过下几代在居住上融入主流社会和职业上的发展，最终会抛弃本国文化，完全融入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并获得同等的机会。 这一理论强调了融合过程的自然性和直线向上性[11]。华勒（Warner）和斯特罗尔（Strole）将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引入传统融合理论框架中，认为经过几代以后，移民最终会融入主流社会，但是一些制度性因素（比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先赋特征如肤色、所处的阶级地位、母语、信仰）和外部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会影响融入的速度和主流社会的接纳程度[12]

。前期的融合理论可以被称作是“直线融合理论”（straightline theory）。戈登（Gordon）进一步将融合过程量化，并分为：文化（cultural）、结构（structural）、婚姻（marital）、认同（identificational）、态度接受（attitudereceptional）、行为接受（behaviorreceptional）、市民化（civic assimilation）等维度的融合，充分反映了融合过程的复杂性[13]。戈登（Gordon）预测，通过这些阶段的融合后，大多数少数族裔最终都会失去他们自己的独特性，与主流群体通婚，接纳和进入主流群体的社会制度机构。甘斯（Gans）和桑德伯格（Sandberg）进一步推广了经典融合理论[14-15]。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对移民融合认识的加深，传统的融合理论遭受到了一些批评。比如该理论可能将移民当成一个同质性群体了，实际上，移民内部异质性是很强的[16]，理论也缺少对经济环境影响的关注[17]，代际流动结果是有差异的，而并非同一向上流动。在美国的居住时间长短和代数多少对教育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18]，而且控制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后，教育和职业还存在种族差异[19]。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是在被下一代复制而不是减弱[20]，在美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可能越无法融入社会[21]。针对理论的这些缺陷，甘斯（Gans）进一步提出“Bumpyline theory”对原融合理论进行修正，认为虽然融合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一个曲线的融合形式，但对融合的最终结果仍然持乐观态度

[17，22]。阿尔巴（Alba）和李（Nee）是传统融合理论的坚定捍卫者。他们认为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结构性因素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大量迁移导致主体社会没有更多的空间吸收移民。其次，“沙漏经济（hourclass economy）”使得许多低技术含量工作消失，移民向上流动的阶梯消失。再次，种族差异尤其是肤色对融合速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融合速度的差异来源于迁移前和迁移后在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群体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即使有融合速度上的差异，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移民最终都会融入主体社会。所以，融合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尽管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我们应该做的是修正而不是全盘否定[23]。佩尔曼（Perlmann）和瓦尔丁格（Waldinger）也对二代移民的融合持乐观态度，认为1965年以后的移民的下一代尽管可能在开始有些劣势但不会比以前的移民境遇更差[24]。因为在之前外来移民的努力下，现在的美国社会对移民的接纳度很高。“二代移民没落（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的担忧并不是事实。

尽管有一些捍卫传统理论的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解释移民融合现象。专门针对二代移民的社会融合，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则是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针对传统融合理论遭遇的挑战和其他理论在解释上的弱点，波特斯（Portes）和周敏提出区隔融合论。该理论认为，二代移民有三种融合模式：第一种是适应新环境，平行地融入中产阶级生活；第二种是向反方向融合，陷入永久贫穷，融入底层社会；第三种则是经济上得到改善，但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移民文化[25]。周敏在之后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和解释了理论的机制[21，26]。不同的融合模式主要是个人层面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造成的。个人因素包括教育、期望、英语能力、居住时间等，结构因素包括种族地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地、出生地、迁入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等[21，25-26]。区隔融合论得到了很多实证证据的支持。这个理论的现实意义是非常强的，可以了解到影响移民融入的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阻止移民向下融合，陷入永久贫穷[25]。跟其他理论一样，区隔融合论也遭受了一些实证的质疑和挑战[27]。有研究这认为，如果歧视是二代移民脆弱性的来源，那么结构性因素（少数民族维权运动）可能会抵消这种影响[28]。二代移民的父母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因此下一代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数据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还是职业上，与一代移民相比，二代移民的状况都有较大的改善[29-31]。

2.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