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最高降幅达96%？原来是因为国家级“团购”

　　山西省清徐县大北村村民岳乐保和老伴，都是多年的高血压患者，需要常年服药。2019年12月1日，到镇上的卫生院门诊就诊开药时，他发现吃了很多年的马来酸依那普利片降压药，由原来的每盒25.02元，降成了8.93元，省了不少钱。

　　之所以药价降了下来，是因为自2019年12月1日起，山西省开始执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新政策，通俗来讲，就是国家组织全国各地的多个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带量采购，“团购”药品，以量换价。

　　其实，不仅是岳乐保，也不仅在山西，最近全国范围内很多患者到医院看病时都发现，有一些药品价格比原来低了很多。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继2019年4月份“4+7”11个城市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实施之后，最近试点全国扩围的正式实施。这个范围包括全国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军队医疗机构，医保定点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也可自愿参加，可以说涉及到全国绝大多数的医疗机构。这一政策，目前已经在全国各地落地。

　　根据2019年9月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带量采购药品名单，涉及25个药物品种，与联盟地区2018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药价平均降幅为59%。

　　药价是怎么降下来的呢？关键在于药品的量、价挂钩，而在此前，量和价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脱节现象。

　　在联盟集采之前，各省都已经有药品采购平台，医药企业的药品中标后，按说应该进入这样的一个流程： 药品中标、进入医院、临床使用、及时回款。但实际操作中，由于药品招标时往往只明确招标价格，对采购数量并不明确，这种情况下，药企即便中标，要达到实际的销售量，还得跟以前一样，需要医药代表等营销人员做“工作”。

　　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说：“由于没有彻底地把中间环节切掉，(医药)企业仍然还需要配更多的营销人员，让营销人员去做工作才能保证这个(卖药)量。”

　　量价不挂钩，就导致带金销售，依然是医药销售的主要模式。以2017年和2018年为例，多家上市药企的公开财报显示，销售费用居高不下，有的甚至占到了总营收的50%以上。不合理的中间环节，都附加在药的价格上，成为药价“虚高”的重要构成元素，带金销售也备受诟病。

　　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启动改革。2018年11月，《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出台，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在于明确了量和价的关系。

　　首先，带量采购，总量巨大。团购上升到国家级，联盟的各个医疗机构，会拿出自己总用药量60%—70%的份额；接下来，保证用量，招采合一。招标后，使用端，也就是医院等医疗机构必须完成自己承诺的用药额度；带量采购、以量换价，不仅如此，最后保障回款。合同签订后，医保基金预付30%的货款，同时监督最终回款。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药品采购、使用、医保支付、货款结算形成了闭环，中间不合理环节被取消。

　　量价挂钩，采购方以量换价、医药企业以价换量。对医药企业中标的要求是：报价不能高于历史最低销售价格，同种药品，在保证质量和产能的前提下，报价低者中标。

　　制度设计出来，迅速进行试点。自2019年4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以及沈阳、大连、厦门等7个副省级城市，加起来是11个城市，也就是俗称的“4+7”试点。

　　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5种集中带量采购的药品，涉及到8个科室。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主任吕迁洲说：“当(开药)打出这个通用名的时候，可以看到4+7中标的品种在我们医院是被要求优先使用的，这样就从行政、管理、技术或者是学术方面，保证有一个使用的方便。”

　　这个量价挂钩的制度设计，实际执行状况如何呢？

　　首先是量。根据国家医保局数字：截至2019年10月底，25个中选药品“4+7”试点城市采购量22.7亿片，采购金额31.6亿元，累计完成采购量达约定采购总量的141%。

　　再来看价格。2018年底，“4+7”试点25个品种，与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2019年9月，全国扩围，与联盟地区2018年最低采购价相比，平均降幅59%；与“4+7”试点中选价格相比，平均降幅25%。

　　再来看中间不合理流通环节的费用。某家医药企业，中标2018年底“4+7”带量采购，其上市公开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销售费用比2018去年同期减少15.18%，具体数额是823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