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歲的趙震宇，仍坐在顯微鏡前

趙震宇在顯微鏡前。資料圖片

聽說記者要來採訪，91歲的新疆農業大學退休教授趙震宇早早就等在樓下。因為有時間，他不忘四處看看，發現樓下的小花園裡一些草花患上了白粉病。多年的習慣，讓他順手採摘到幾片標本，拿在手裡。

“這樣的標本以前沒有看到過，非常完備，很難得。”精神矍鑠的趙教授笑著說。

65年前，26歲的趙震宇大學畢業。響應國家的號召，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他來到成立不久的新疆農業大學農學院，開始了自己的執教生涯。

“那時候作物病害這門課沒有人教，我學的又是長江流域的作物病害，對北方作物病害了解不多，對新疆作物病害更是一點都不了解。我就找資料，也沒有。那就採用最笨的辦法，去天山南北自己採擷，自己分析標本，用所學的知識自己編寫教材，站在講台上給學生們講解。沒想到的是，這一教，就教了65年。一輩子坐在顯微鏡前，現在還在看‘菌’，丟不下了。”趙教授說。

為了給學生講好課，趙教授就自己編寫教材，用鋼板刻寫印好，發給學生。

“當時我們都是冬季上課，其他生產季節都在基層進行生產。當時我在基層單位做團長和政委的生產顧問，天天跟著團領導去生產一線。這給我採擷標本帶來了極大便利，也讓我對新疆本地作物病害有了更多認識與了解。所以編寫教材很順利。”

說到這，趙教授拿出一本發黃、薄薄的小冊子，是新疆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新疆林木病害》。他指著這本小冊子說：“這就是當年根據我的教案出版的第一本關於新疆作物病害的書，也成為當時唯一的關於新疆林木病害的書，許多同學都是看著這本書上完大學四年的。”

這個小冊子裡，每種病害都有描繪很細致的圖譜。趙教授笑著說：“這些圖都是我自己畫的。過去上課時，沒有圖怎麼行，我就手繪，一張張地展示在學生面前，讓他們清晰地看到作物病害的模樣。有作物的圖，也有顯微鏡下病害的圖，相互配合著看，就更清晰了。現在好了，圖都用照片替代了。所以后來我就學照相了。我學照相不是為了拍得好看，而是為了拍得更清晰。”

平時給學生上課，假期就深入到天山南北採擷植物標本，從沒有休過一個假期。每次出門，趙教授都會隨身帶著一個顯微鏡，發現新的植物病害標本，立即觀看，做好記錄。回到學校后，再查資料，仔細觀看，最終確定這些真菌的名稱與性質。

“我來學校工作后就拿到一台18世紀瑞典生產的小顯微鏡，它是50年代學校從上海買來的二手貨，它跟隨我40多年。每次出野外，它都是我必備的工具，幫了我很大的忙。”趙教授說。

“你到現在用了多少顯微鏡？”“數不清了。我家現在這台顯微鏡是1997年買的，一直在我手邊，天天用它看植物病菌。”趙教授笑著說。

從最初為了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問題，關注林木常見多發病害防治，到后來轉入新疆植物原真菌分類研究，趙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面緊密地聯系到新疆這片土地上，發現世界新真菌種30個，新記錄到隻在新疆發現的真菌上千種，解決了眾多植物病害問題。他先后開設了《林木病理學》《植物病原真菌學》等多門課程，參加全國統編教材《林木病理學》一書的編寫，該教材1987年獲林業部優秀教材一等獎和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獎。

“我是1997年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但其實沒有退休。因為這門課沒人教，我還得站在講台上。2004年，我又被蘭州大學聘去，給他們講了兩年的植物真菌課。”趙教授說。

2006年，新疆農業大學缺碩士生導師，趙教授聽到消息后，立即辭去蘭州大學教授職務，回到了新疆。說起當初的決定，趙教授說：“我能成長為一名真菌分類學工作者，離不開學院的培養和支持，學校現在有了困難，我自然要回來。”

用趙教授的話說，這門課太枯燥，太難講，許多老師都不願講，也不好講。加之教這門課必須隨時到野外採擷標本，發現新的真菌，要查找資料，要找到解決它的辦法。這些工作十分枯燥，短期內也取得不了什麼成果。所以他退休后一直還站在講壇上。

“3年前，我因為腿疾嚴重，走路都很難，才正式從教學一線退了下來。但學生們還是經常來找我看標本，查資料，沒有一天離開顯微鏡，離開真菌。”說起現在的生活，趙教授說道。

說起自己65年的教學經歷，趙教授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58歲才入黨，還沒在工作中發揮共產黨員的帶頭作用呢，怎麼能退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