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马云阿里最大威胁：不是继续强大，而是过(2)

　　所以，对马云的接班人们而言，也许明智的做法是：做对的事，正确的做事，设置边界，让社会价值创造上升为公司的核心考核指标。而几天前，阿里和网易的“握手言和”，就既有业务上的实质意义，也可能有立志做“好公司”的象征意义，或许可以视为马云对接班人的临别赠事。

　　附一篇一年前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时的分析文章，里面对类似话题有更深入的分析。

　　马云的退，阿里的进

　　摘要：我将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视为一次阿里巴巴的进——适应社会共治大环境下的公司新战略，而非创始人的退休，这既是进一步锤炼应变力和执行力、适应后创始人时代、通往102年的关键一步，也是马云作为企业家的一次自我进化，它将提高阿里中长期的确定性。

　　在2018年教师节这一天，教师出身、并且表示退休后还会做教师的马云，宣布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继任者是CEO张勇，他本人将只保留董事和合伙人角色。这意味着这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向后创始人时代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不说这是最后一步，是因为他的影响仍将在形式上（比如董事和合伙人）和实质上（作为精神领袖、文化导师、生态第一运维者）延续相当时间。

　　上一次马云为后创始人时代所做的关键行动，是在2013年，马云宣布不再担任阿里巴巴CEO，当时他称“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为此，我曾写过一篇《一个将生活当作工作的马云更可怕》，其中的部分内容仍然可以拿来解释马云新的举动：

　　在互联网领域，一直流行这样的说法：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很难连续领导潮流超过五年，从雅虎，eBay，到谷歌，Facebook，甚至苹果。不过阿里巴巴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相比那些宣称自己的优势是建立在技术上的公司不同，阿里巴巴的优势是建立在运营和开放生态之上的，这意味着对个人或某一项业务的依赖较小，且其优势一旦建立，就更不容易被击破。

　　实际上，正是这一点为马云的急流勇退创造了条件：在具体的运营层面，一旦建立起一套体系，它就会自己运转，而目前这样的体系已经在阿里内部初步形成，也就是说，该公司在具体运营层面已经完全可以离开马云，那么，辞任CEO不过是让形式与实质更加一致而已。

　　但对于那些与阿里巴巴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公司而言，一个将生活当作工作的马云将更可怕：因为阿里巴巴的未来与生活息息相关，包括文化、信任、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马云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这种需要。

　　在一家年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的巨无霸那里，其未来的危险不太会来自于某一两项具体业务或技术，而更可能来自系统内部潜在的裂痕，比如文化的变质和系统的漏洞，或者外部土壤和气候的变化，比如政府的监管，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行业增长放缓。从具体公司运营中脱身的马云，将能集中精力于这些事情上——这些事情的进展往往是在生活的形式中实现的。

　　实际上，退任CEO以来，阿里巴巴比过去变得更为强大——无论是业务上，还是组织能力上。在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可能是第一家真正在各个主要业务上都形成自己领军人的，这能提高阿里的应变力和执行力，这在新零售战略、生鲜细分市场的争夺、通过物流网络的完善等缩小与京东的用户体验差别、应对微信支付冲击等方面，都体现了出来。

　　而应变力和执行力，是一家公司保持基业常青、也是阿里通往102年的关键力量，在科技行业尤其如此。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马云从具体业务中的逐渐隐退，是一种明智的公司治理完善战略。

　　而在目前的阶段和环境下，卸任董事局主席，不但可以进一步给新一代的管理团队创造空间、让公司更好地适应在后创始人时代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运营，从而让公司早日进化为真正的社会化企业以降低与特定人和团队有关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阿里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新时期这对像阿里这样的超级巨头而言，可能是比单纯的商业战略更重要的战略。

　　如果不理解这点的朋友，可以参阅尹生的2017/2018年度互联网价值观察《社会共治、技术驱动，以及AT现实》，在该文中，我曾对中国互联网巨头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做了如下描述：

　　推动互联网巨头们的管理从私人自治转向社会共治的根本力量之一是，当这些公司从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后，从产业竞争向生态竞争的进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为它们的利益越发与整个生态（也包括社会和经济等）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这要求它们必须从生态的整体利益，而非仅仅是一己私利出发，并在管理上更加采取开放的姿态，兼顾多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