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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献给一座城

2019-08-07 15:43栏目:新闻

  如果说《多湾》是我献给故乡中原大地的一部作品,那么《日近长安远》我要献给这座我生活了四十年的城市。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自有她的丰厚底蕴,她不在乎谁献她什么或不献什么,完全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

  几年前,起笔时候,小说是另一个蹩脚的书名,当别人问我新小说叫什么名字,总是难以启齿,在不得不出现名字的时候,括号里注了“暂用名”。无意中读到“日近长安远”这个典故,我心中一暖,这不正是我这本小说的名字吗?

  我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我已经先期实践了。两三岁时,母亲把我留在家乡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她到西安去父亲身边。小时候认为我大周村是世界的中心。1979年秋天,转学到西安上学。童年记忆之中,坐着绿皮火车,几次往返于西安和中原小站,我对这座城充满无限向往。

  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西安。当我一想到农村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河南的农村,好像那里的农村才是农村,大周村的生活才是乡村生活,只要书写乡村,笔端就指向、也只能指向那片土地。

  经过一番纠结,最终决定还是要将我的这部新长篇《日近长安远》的主人公设置在故乡那片土地上,甚至用了一个真实的地名:北舞渡。因为我小的时候,村里大人常说起这个地方,是一个繁华的古镇,中原名镇,在另一个县,神秘而遥远,小小的我到不了的地方。在这部《日近长安远》中,正式登台亮相,成为故事发源地。当然,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小说中的北舞渡,自然不是真实地理上的北舞渡。2016年在漯河为《多湾》做推广活动,终于到了那里,才发现她离我们村子,原来只有三十多公里。彼时正写《日近长安远》,写到两位女主人公在乡镇的生活,还没有给那个镇想好名字,突然决定,就用北舞渡。这三个字与小说的故事多么切合啊,渡口代表着远方,有河流,桥梁,有出发,回归,有无限的可能。生活的恩赐无处不在,你眼下的写作其实与之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时时有着关联。虽然这部小说,就像鲁迅所说,“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但是,我内心深处看取世界与人生的眼光,我作品的魂魄,好像只有落脚在故乡那片土地上,才有所寄托,才有着深扎大地的强大生命力,才能生机勃勃地生长开花结果。

  为此,我无法处理女主人公的工作调动问题,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一路走到省城的问题,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事调动,罗锦衣她不能调到外省,只能本省消化,于是,我塑造了“绿城”,这个绿城,按说应该是郑州,却又不是,我更愿意它是一个虚构之城,因为说实话,我对郑州也并不熟悉,只是来去匆匆过许多回,我没有底气表明,女主人公罗锦衣生活的城市就是郑州,我使用不起这个名字,于是,它成为“绿城”。这样,关于罗锦衣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幻的,主人公的命运,仿佛一场梦境,“绿城”或许只是化城,只能看见,却摸不到,抓不住,只有主人公打回原形,踩到故乡的土地,才像是从云端回到大地。

  而落在实处的西安,我用了真实的地名,因为,我熟悉这城市的一切,四十年的时光,此城已是第二故乡。随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一切熟稔无比,年轻时不再觉得她多么好。年长之后,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慢慢感到,还是西安最好。

  我写到都市生活,无论是哪里的都市,发生多么新奇的故事,在我心里,大致范围出不了城墙内外我时常出没的那几条大小街道。当我写到罗锦衣在绿城步步高升,成为处级干部的时候,需要给她找一个单位,苦苦而不得,那天买菜路过一个设计院,我站在马路对面,对着那个院门观望了十来分钟,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与车,于是,罗锦衣的设计院诞生了。那个远在绿城的,压根不知搞什么设计的设计院,其格局和风貌,很是像我家楼下的那家设计院。而秋生为了送礼,站在李队长家门口等待主人归来时,看着楼下不远处城墙上的灯火,也正是从我家楼上看出去的夜景。罗锦衣抹去官职,困守家里,听到的市声、楼下学校的铃声,也是我家楼下;她所看到的凌霄花,抚慰她伤痕的街市上的一切,轰轰然转动的每一天的生活,自然也来源于我家楼下的那两条小街。秋生宝珠夫妻批发服装的康复路,开饭馆的“平顺街”(此小街为虚构地名),停车收费的地段,都是我生活过的无比熟悉的东郊地区。

  作家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心里踏实,写出真切感。

  我来到这座城,整四十年了。河南人、西安人是我身上的两个符号,在西安,我是河南人,走出陕西,我又是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