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多彩文化彰显大美气象（逐梦70年）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其所蕴含的生命活力、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独特的审美观念，吸引着一代代美术工作者垦耕于此。少数民族文化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作为新中国美术一支重要脉络，既为“民族”和“地域”美术的研究与创作提供范本，也对民族文化复兴、建构具有中国精神的现代美术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发现民族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青藏公路、川藏公路等公路的修筑，不少美术工作者将脚步迈向西部和北部等边疆地区，体验生活，开展写生和创作。新中国，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美术工作者表现新社会的生动感人的素材，并由此成为书写时代气象的重要方式；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多彩风情，为美术工作者带来强烈视觉冲击，一批批美术工作者不断以此为依托探索艺术本体。其中尤以藏族题材美术创作表现最为突出。

　　董希文是新中国最早进藏的美术工作者之一。他于1954年、1955年、1961年三次进入西藏写生，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切的感受力和生动的表现力，创作了一批反映西藏生机勃发、充满幸福之光的美好图画，如新中国美术经典油画《春到西藏》。

　　同时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还有叶浅予中国画《中华民族大团结》、周昌谷中国画《两个羊羔》、艾中信油画《通往乌鲁木齐》、黄永玉版画《阿诗玛》等。1954年前后，黄永玉为撒尼史诗《阿诗玛》的创作赴云南省路南县额勺依村生活了两个月，以中国传统木版套色语言和精美朴素的造型，成功创作表现撒尼青年爱情故事的木刻组画《阿诗玛》。这些作品感情真挚，造型手法朴素、自然，以不同视角、不同表现形式，传递了人民对新生活的向往，深切表达经历过旧社会的美术工作者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的赞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批感人力作产生的基础。

　　60年代，藏族题材美术创作迎来新的高产期，美术工作者一次次奔向青藏高原。如潘世勋数十次赴藏深入生活，1960年创作的组画《翻身曲》就源于他对西藏牧民翻身做主人新生活的深切体验。

　　对青藏高原怀有深厚情感的还有李焕民、徐匡等。李焕民从上世纪50年代起便深入四川阿坝、甘孜等高原牧区，驻村与牧民同劳动、同生活，深切理解牧民新旧社会的情感变化，其版画作品从《扬青稞》到《初踏黄金路》，以淳朴、强烈的造型语言，表现了青藏高原新主人的精神面貌。

　　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巨变、西部雄山壮水渗透的自然之美、少数民族同胞发自内心的欢歌笑语，都成为美术工作者发现美、滋生创作灵感的动力。他们以激情入画，出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民间文化中完成自身艺术升华。如朱乃正几十年生活在青海，创作始终贯穿对第二故乡的浓浓深情，其艺术影响了几代青年美术家。这都彰显出少数民族题材所具有的强大内生力。

　　掀起时代潮

　　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全国性美术展览、民族团结主题展览、双年展等大型展览以及活跃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下，“民族题材热”继续升温。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加丰富，展现出新的审美意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靳尚谊油画《塔吉克新娘》，将中国审美趣味中的“意”与西方油画中的“形”相结合，成就了新古典主义油画创作高峰；袁运生为首都机场航站楼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冲破思想束缚，以独特的造型构成、形式鲜明的绘画语言，成为人物画范例；詹建俊油画《高原的歌》，则根据其青藏高原之行的印象和想象，以新的表现方式展现出藏族人民新的时代风采。同时，以丁绍光、蒋铁峰为代表的一批云南画家，以反映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性绘画，成就“云南画派”。

　　在艺术走向多元、新潮美术迭起的时期，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依然体现为美术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像黄胄从50年代起便常年深入新疆写生。进入80年代，他步入创作盛期，完成一大批表现新疆人民生活的巨作，如《欢腾的草原》《帕米尔之舞》等，影响了中国人物画发展。再如刘秉江自70年代末不断深入新疆地区，创作了一批形式新颖、颇具表现力的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他，几十年来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美术专业人才。